梅汝恺：文以载道，弘道匡时

梅汝恺老先生的文学成就如参天大树，而这棵大树的种子则孕育于他在母校的求学时光。他最早开始发表文章，是在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求学期间。梅汝恺回忆，自己之后走上文学道路，与当时在学校参加的活动不无关系。在校期间，梅汝恺加入了革命组织和城工部组织，并受时为学生会主席的室友杨毅芳之托，担任宣传委员和宣传小报的总编，编辑了第一期《新上商》。因为环境不允许，《新上商》只办了一期。上海解放之后，他跟随组织来到苏南。

1949 年8 月份，他进入《苏南日报》担任记者，开启了文字生涯。在清水塘进行了半个多月实地采访之后，他的《我在清水塘》接连11 天刊于《苏南日报》，并获得上海《文汇报》、《福建日报》、北京《教师月报》、南京《教育生活》及《祖国青春丛刊》相继转载。成书后，连印7 次，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推荐和表彰。

梅汝恺这一部报告文学《我在清水塘》开启了他个人文学创作的大门。1954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20 万字的长篇小说《农场女儿》。1957年，江苏省文联设立专业作家，他是第一批专业作家。

好景不长，自1957 年以后，他就不断遭到政治风波的冲击。因他加入的“探求者”文学社团被打为右派，他被下放到了扬州劳动改造。在“文革”中，他更是饱受“牛棚”劳役之苦，心情极为落寞。但他深信，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古国不会没落，自己也应报效国家，哪怕为她的美添一片绿叶，半寸枝丫，即使朽烂，也可化成肥料养育新绿。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在恶劣条件下，梅汝恺开始了显克微支鸿篇巨制的漫漫译作。他在《从波兰的显克微支“拿来”》一文中回忆道：“六年之内，溽暑酷寒，夜夜劳作不辍，写下的字数累积不下四百八十万言，可谓心已呕矣，血已沥矣。”他当时不敢奢望这些译稿在他活着时能与世见面，只是期望“在未来的时日里，这些笔迹褪色的遗稿，或还可为祖国的新生报效于万一”（见《人民日报》1987 年3 月3 日八版）。他坚信“人心不死，艺术不亡”（见梅汝恺《火与剑•译后记》）。梅汝恺就是以这等顽强的毅力，译出了显克微支的《火与剑》和《君往何方》。

梅汝恺部分译作

梅汝恺的翻译生涯和追求被概括为“博观约取，含英咀华”。但是，信达雅的翻译境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火与剑》这部小说，他先后翻译了三次。第一次他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忠实于原著，但读起来较为晦涩，并不富有美感。于是，他开始第二次翻译，这次他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故事和人物与原著有了诸多出入。同时，由于英译本也是翻译而来，英语词组中难免有些错讹，原著中一些波兰特定的语言符号有待考证其出处。幸运的是，图书馆藏有一些有关波兰的文献，他如获至宝，一一考证纠错。

在第三次翻译的时候，他彻底打破原有的翻译思维。吃透原著中的词句和故事，用最为准确的语言文字，进行合理合情的翻译。八十万字的翻译稿最终完成，耗时整整六年。

梅汝恺将这六年《火与剑》的翻译历程形容为“漫漫长征”。据梅汝恺老先生回忆，他白天要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晚上蝣缩在斗室内坚持翻译，夏天汗流浃背，冬天呵手坚持。有一次住在防震棚，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那个时候的我，完全沉浸于显氏笔下的宏大画卷中，奋笔疾书。渴了喝口茶，困了吸口烟，每天坚持翻译两千多字。最后，这部作品的译稿摞起来，已经到了我的胸口。”

粉碎“四人帮”以后，祖国获得了新生，文艺界的春天也来到了。梅汝恺经受了寒冬的辛苦，也就更珍惜春天的阳光和温暖，他舒展着自己的如椽之笔，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一鼓作气地译出了显克微支的《洪流》和《边塞喋血记》，他还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了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

梅汝恺的译作，文风清新、流畅，文采斐然。他力求做到“雅”，力求译出显氏文章“文采丽都”的风格。在翻译中，他还注意到尽力使外国作品适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使之和本民族的美学规范结合起来。

1984 年，梅汝恺荣获波兰文化艺术金质奖章，波兰驻沪总领事柯瓦尔先生亲自赴宁代表国家为其颁奖，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梅先生“使中国人民在深刻了解显克微支创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世界多变而恒永，文学孤独且自由。梅汝恺老校友打动我们的不仅是他的文学成就和所获荣誉，也是他文革期间身陷囹圄仍译著多篇鸿篇巨制以飨世人、报效国家的心愿，更是他在逆境中坚信“人心不死，艺术不亡”开展自我长征的意志。文以载道，弘道匡时，梅汝恺老校友是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杰出校友，是一代又一代上财人的榜样。

（校友会秘书处根据梅汝恺校友相关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