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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俊:在实践中发展,予万户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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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俊:在实践中发展,予万户以平安

来源: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1-11-22 点击量:20

      为呈现办学成就,并为学校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的校友事迹,激励在校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校训精神,上海财经大学校友会秘书处持续开展“校友风采”素材库建设,以展示校友们在爱国荣校、爱岗敬业、支边扶贫、坚持公益、热心校友工作等方面的风采。

      赵福俊,1966 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同年进入大连市财政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作。1992年5月进入平安证券公司,1994年进入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曾先后担任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平安人寿黑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平安人寿深圳分公司总经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兼二元事业部总经理。
校友访谈
访谈时间:2015 年 9月 11 日下午
访谈地点:上海财经大学豪生大酒店
受 访 者:赵福俊
访 谈 者:秦广艳,高等研究院宣传秘书
秦广艳(以下简称秦):1989年大学本科毕业时分配到大连市财政局,那一年能进机关工作很不容易吧。后来怎么就决定放弃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选择到企业打拼呢?
赵福俊(以下简称赵):1989 年毕业时,我选择了回大连,因为我出生在那里,家里人也愿意我回去工作。当时刚好财政局要人,就分配到了下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商贸处,做了 3年科员。后来选择离开机关,我现在想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跟在上海读书有关系。那时上海市场经济还是比较发达,大家比较注重出国深造或是到收入比较高的企业工作。对于毕业后的去向,当时在我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能出国的最好,然后是到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当然能到大企业也挺好的,再就是留校当老师,而到机关工作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感觉。那年一起分配回大连的,还有保险系的一个同学,他分配到了企业,是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前身。我们经常联系,他很快跳槽到平安保险。他经常动员我过去。但对于直接去做业务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后来他又提供信息说证券部招人,于是我就去应聘了。所以我到平安的第一份工作,是证券部的出纳员。当时到企业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愿意做点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比如,考个会计师什么的觉得都是应该的。由于平时我们俩来往比较密切,我就感觉他在企业对很多事情了解的很具体、很系统。而我在机关里边了解的很宏观、很原则,当时便对工作有了喜欢和不喜欢的判断,所以就顺着自己的想法过来了。做了一年半出纳员,然后又到交易中心当交易员,穿红马甲在交易大厅负责数据输入。1992 年、1993 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子化程度这么高,都是外面打电话进来,我们把客户买和卖的信息输入到交易系统里面去,然后撮合交易。做这样的工作,就很具体了,就不像财政局那么宏观了。
秦:从机关到企业工作,是否觉得有落差?当时周围的人怎么看?
赵:没觉得有落差,不过财政局的人对我的做法就挺不理解。在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我的处长对我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不会同意你去的,财政局有保障,待遇也好,到平安这样一家小公司,还是新行业,也不稳定,但是你要选择我也不能太拦你。”后来,财政局的同事来看我,一看我坐在柜台上收现金呢。他就说:“你们平安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呀,我们财政局出去的人就当个出纳员?”他说财政局出去的一般都是当个财务科科长什么的。现在想想在政府工作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泛的宏观视野,最起码对政府的工作有所了解,它是什么流程,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考虑政策和决策,就比没在政府工作过的人了解一些。还有见到政府工作人员,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工作模式。
秦:当时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选择,是对之后的职业规划有什么宏观的想法吗?还是仅仅按照自己的喜好踏踏实实做一份工作?
赵:没有什么想法,只是去做这份工作。其实,我在证券部工作的那一阶段还是挺挫折的。那时候能感觉出来,在证券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高学历的。或者也可以说是高智商的一些人,但也能看到那个阶段这部分人的犯罪率是很高的。因为管理制度不严、系统上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反倒是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因此,工作起来风险性比较大。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自己身边的好多人出了问题,公司经营起伏也很大,证券受市场影响也很大,后来我又有想法了。因为我对那边管理老出问题,心里多少有点担心,我看好多人都进监狱了那个钱赚的太快了,去的也太快了,糊里糊涂赚了好多钱,糊里糊涂也赔了好多钱。而我骨子里是比较务实的那种人,所以还是愿意做那种实实在在靠自己贡献价值的工作,心里会更踏实一些。这时候正好成立大连平安寿险业务部,我马上申请去当业务员。我去了之后,他们说管理职位没有了,问我:“做业务员,你做吗?”我说:“我做。”于是,我成了这个业务部门里的第一个业务员。
秦:到平安保险大连分公司寿险部工作,是属于内部调动吗?我们外行人会觉得保险业务很难做,你选择从业务员做起,到今天成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层管理者,是怎样实现一步步跨越的?
赵:从证券到寿险,是属于公司内部调动,也是我认真思考做出的选择。当然,我能主动要求去做保险,与同学的影响也有关系,他那时候已经做了领导了,是业务主任。我去了之后也不光是做业务员,还要负责新部门的组建工作,很快组建了一个六七个人的业务团队,当了业务主任。记得开始做的是法人业务,一年下来整体业务做得挺好。我也是我们那个团队里业务量做得最高的。1994年底公司涉足开办个险业务,在国内保险业首开先河。我也因此成为此项业务的第一批从业人员。当时,我被抽出来组建个险营销团队,也就是现在说的个险营销员,从最初的做业务转型做管理,然后就当了营销部门经理。整套管理制度完全都是全新的、从国外引进的。那时候我很年轻,其实对管理对业务还是知道的不多,可是公司在这方面规划的很长远,就一直被公司推着去提高、去发展。
我当营销部经理的时候 29 岁,第二年也就是 1996 年底就提了总经理助理。那两年,大连分公司经营的不错,除了上级评价业务做得不错,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要比其他人更认真一些、更负责任一些。后来,哈尔滨分公司总经理的职位有缺,所以 1998 年 5 月份我就去了黑龙江。当一把手挑战大,压力也大了,市场陌生、人员陌生,社会环境也不太好。经过一年多就变成全系统业务总量前十名的单位。我在那儿做了两年,两年的业绩都很好。
2000 年深圳分公司业务不好了,走人低谷,我又被调到深圳。在深圳两年半成效也比较好,自己进步也很大,毕竟是一线城市,又是总公司所在地,各种新的产品、市场对管理的要求都比较高。那两年半比在哈尔滨的成绩还好,分公司也是当时系统内管理和学习的典范。2003年到总公司做副总,那时 37 岁,也是班子里面最年轻的。从这一点上说,公司还是很大胆地启用新人,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和平台,因此,要感谢公司给我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从1992年到2003年,我在分公司工作 11 年,做了 5 年总经理。这段期间我会越来越多地考虑所在公司的总体规划,也会更多地思考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使命是什么、价值是什么,要带领团队怎么做,要设计好达成目标的策略、路径,具体的做法更要设计好。有一首歌对我的影响很深,是叫《不能这样活》,里面有一段歌词:“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工作、生活都一样,特别作为一个管理团队,你也要前思后想,把事情都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地去追求一个短期目标或是简单完成领导要求的一件事情,而是要先规划好、设计好,让企业的经营发展有平台、可持续,并且各个方面的利益都能够照顾到。还有,不光要让别人看到,也要让自己和公司员工觉得所在公司是有品味的,而不是人家想的唯利是图。现在想想,越来越觉得一个企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太重要了。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的力量。企业经营的好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个人价值实现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在工作岗位上就要把这些事情想好,也不是说无私奉献,毕竟一个人的成就、利益、价值也是在这个上面体现出来的。这一点除了做管理者自己这么想之外,也要创造这种环境,让员工也是这样认为,就会形成一种合力。我在工作的时候,对员工怎么管理、怎么要求、怎么交流,我会想到他们如果是我的弟弟妹妹我应该怎么去给他们创造一个环境。每天公司晨会之后 15 分钟,大家会有这方面的交流,我也会要求他们把一天的工作按最小的业务单位讨论好、交待好这样一天的工作效率就会很高,大家之间的沟通合作也会很顺畅。事实也证明,沟通的顺畅和效率对于工作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秦:在网上看到《信念平安》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平安在深圳的这个机构,因为 2000 年赵福俊的到来,重放了光芒。讲您干的是“止血”的活儿,说您是会讲故事的人、有梦想的人。那么,在您的奋斗历程中一定有很多感悟和印象深刻的事吧,能不能分享一下?
赵:《信念平安》是记录平安保险 18 年发展历程的一本书,是由公司品牌总监梁泓漪女士所著。我觉得她写得比我做得好。梦想倒也谈不上,就是有点理想主义和职业情怀。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充满着浮躁和短期化的东西,在我的心里边对职业和工作的理解其实不是这样的。
到深圳分公司后,先是想了一些事,其实早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就在想。就像大家说的这个业务不太好做,卖保险不太好卖,管队伍也不太好管。我自己先要想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除了我自己有一份职业以外,那我做这份工作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当然,我的工作价值和团队与员工的工作价值是一致的,那他们的价值是什么?我当时在考虑,因为分公司每年下任务,目标都很高,压力也很大,好像平台也并不是那么稳定。想了好久,也没太找到答案,不太明确。后来,我就有意识地去找一些保险方面的书来看,了解国外保险公司的管理理念、做法,从中很受启发。有时,会讲一些案例给员工们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了不少管理方面的书籍。比如,德鲁克的书,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想法的管理大师,他有一本书就是讲企业的使命和价值,举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例子,说1928 年的时候公司想改变它们的生产,要将电话进行普及,所以企业就提出来一个使命,让美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一部电话;还有 IBM在1964 年的时候,要做个人计算机,也提出来要让每一个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台 PC 机......觉得都很具体,想想做保险也是差不多的概念。于是,就提出来让深圳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保险、保障,也就是《信念平安》一书中写道的“让深圳的每一个家庭拥有平安”。其实,保险是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理财、风险管控、财富传承的一个体系。客户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业内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不就是让它为每个家庭所用吗?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保险、保障,实际上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这个事情想通了之后,再下任务、提要求,就非常清晰了。另外,内心里面除了有完成任务、绩效的想法以外,还有一份价值感。不是我来求你买保险、你买保险我就有收入这种关系,而是我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实现我的专业和职业价值,应该是这种关系。所以,在公司里面就非常清晰地提出来,我们的总目标是多少,个人分解的目标和每天具体做的行动是什么,这些东西就等于理顺了。
其实,走到今天为止,有很大运气的成分。你想想公司有多少人呀!当然努力、认真、负责任、得到大家的认同,我觉得这些也都有一定因素在里面。运气的事情是没办法掌握的。我能掌握的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前面我也讲到在哈尔滨分公司工作时难度很大。当时做对了几件事,抓住了关键点,那就是在干部培养、业务理顺、提升效率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在当时都非常适合也适当。比如,裁员下的力度就很大,我去了3个月,内勤裁员裁了 95人。那时,内勤管理队伍庞大,很多人不适合,工作上没效率,正好总公司也有裁员的要求,但不同分公司面对这样的工作,都有各自的打算。有的人认为这个工作难做,不想得罪人。我倒是觉得这是个机会,就按着总公司的要求开始裁员,其实完全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因此,有的时候管理上的问题是管理者自己想出来的,就是想太多了。记得当时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天,我们一个内勤主任到我办公室来签字,闲聊时问到她先生在哪儿工作,她看了我一眼说:“上个月刚被你裁掉。”还有业务方向,原来经营上太绩效导向了,为了达成任务而推动业务,缺少可持续性。我来了以后就调整业务,把它调整为有平台的、持续增长的、有价值的业务,作为主业来发展。等我调整过来后,其他的分公司可能还没认识到这一点。再就是管理方面也是规划好,前瞻性地去做。一年以后,我们这里就有效果了。那时候哈尔滨分公司很小,分支机构都没发展起来,而业务开展得却很好。哈尔滨那么远,好多全国的分公司都去学习交流,借鉴哈尔滨的管理工作。
秦:理想主义和职业情怀支撑您一路走来,如今您在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的位置上已做了 12年,也有消息称您要接任平安人寿的总经理。您怎样评价自己的努力过程,在管理方面有什么更深刻的体会?您是如何要求自己和处理同事关系的?下一步又有怎样的愿景?是要带领员工让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平安”吗?
赵:2003 年我到平安人寿总部以后,我们公司开始分成东南西北四个大的片区,我当时分管南区,就是整个华南地区的业务,管了 5年。这5 年也是开创性的,原来没有这种以片区为单位的事业部。那时是副总兼南区事业部经理,参与了南区整个事业部工作模式的创建。2008 年我被调到另外一个事业部——中西区事业部,因为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当时这个区的业务量在总公司所占的份额很小。8 年里,我们的团队在建立基础和实现平台性目标工作方面还是舍得投入和花功夫的,不仅管理系统了,业绩差不多成长了 5 倍,团队成长了 3 倍。
我已经兼任总经理了,是在前任离职后接手的,已经一年了,还处于材料报审阶段,没正式任命。我不在意这些,当时问我做不做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些犹豫的。平安保险在世界 500 强里面排位 128名,国内寿险业里也是最大的一家公司。若是讲到一个人寿保险业务员的成长故事,可能会觉得很传奇、很了不起,但实际上日子还是一天天过的。算起来我在副总的位置上已做了 12 年,在行业里面也已经做了 21年。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能够认清做事情的规律、道理,也能克服一些阻力、压力,不断地去实现专业价值,这个不容易。因为好多东西大家都知道是对的,都知道该怎么做,但做起来要能够坚持不容易。比方说,锻炼,没人会反对,能够坚持下来,就可能从中受益了。我对我自己的评价里面,就像梁泓漪在《信念平安》里说的,是带有点儿理想主义的色彩,这个改不掉了。其实,下边的人跟我在一起工作都比较辛苦,但是工作起来也很愉快,会获得尊重和成就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方向性等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容易就满足于眼前的目标,也不是大喜大悲的人,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高兴得不得了,总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或者认为做得还不够。或者说,追求公司短期效率方面不是我的长项。打比方说,我是有耐力的长跑型的,而不是那种爆发型的。
对于管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有绩效要求。各个层级都有明确的绩效要求、目标,这是第一步。因为企业要靠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你必须要有绩效。但是,光有绩效还是不够的,还要建立自己的经营平台。关于干部的培养、领导力方面的提升、企业制度的完善都很重要。让游戏规则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非常清楚,比如角色定位、有关责权以及奖惩必须是清楚的,还有对人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和对人的关怀等。在公司里面对于团队里的人,我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我不是刻意记的。我想我是发自内心关注他们,就是我在意我这个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在意他们本身的感受。所以,我跟下面交流的时候,很少去批评人,如果有任何问题出现,我第一个检讨的就是上层管理中是不是有什么信息误导了他们。或者说,我们的制度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空子或是有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在要求方面有不清晰的地方,等等。其实还是从自身来检讨,不是一味地要求达成目标就好了。如果那样的话,目标虽然是达成了,但是却很难判断领导的团队的管理到底有没有改善、经营上面有没有真正地提升。其实,管理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管理者本身对事情的认识水平,实际上对一个企业的整个经营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是第一要素,甚至企业的文化、效率都与管理者有直接关系。
和同事之间应该是朋友或是兄弟,或者说是合作的关系,我没有领导的架子。在我所在的公司里面,是不允许他们到机场接送或是给我礼物的,他们也都知道我的习惯。还有财务方面,不该拿的钱我能做到一分钱都不拿。我对我自己肯定的地方不多,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对钱的态度是非常端正的。我们学财务的都知道,你拿了以后是一定能查出来的,只要有发生、有举报,就会被发现。我在财政局是专门查人家的,只要有举报信就能够查出来。除非没有举报,你这一辈子也是运气好,有举报的一定能查得出来。这是我从职业上面形成的。我是穷孩子出身,家里面没有钱。但是,我对钱从来不在意,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形成一个概念,只要我想买的书都能买得起,我就是有钱人,就足够了。其他的东西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工作后我觉得钱是一个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觉得钱很重要,那就要通过节约或是理财来解决。事实上,钱是生活中最不重要的,比钱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对周围环境的认识等等,钱有的时候并不能解决这些。还有权力,也没有刻意去追求,自己还没做得太好,人家就觉得可以了,让做这个做那个,但实际还没有达到相应要求。特别是现在进入到公司管理的高层之后,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知识、视野等一些方面还是非常欠缺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和提升。因为公司的发展或者客户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再满足于以前的认识是没办法适应发展的。当初是让深圳的每一个家庭都拥有“平安”,今后要把“平安”做到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现在应该是这个概念了。目前,我们公司的外勤有 80 多万人,内勤应该也有三四万人,我们有这样一个团结、拼搏的高效团队,一切目标都应该是在所及范围。
秦:考大学时候选择学经济,是因为经济热,还是喜欢?以你个人的经历谈谈在校期间的学习状态以及记忆深刻的人和事?
赵:没有什么关系,都是巧合吧。那时候学校对我们的要求挺严格的,我们班 40 个人,只毕业 37 人,拿到学位的只有 21 人。因为有规定,几科补考就拿不到学位,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学系的数学课太多了。我们每一个学期都有一门跟数学有关系的课程,计量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等,我们都学过。
我对学校老师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刚开始在学数学方面有压力。那时是和理科生一起上大课,我们文科生很多知识都没学过,前面学习起来还是很辛苦的,后面就跟上了。一年级的时候,高等数学老师有一次在课堂上点了我的名字,表扬了我,说人家学文科的成绩都不错。也是因为这次表扬,那一科就坚持下来了。还有一位叫王健的女老师,教我们运筹学。一次期中考试后,在去食堂的路上碰到了王老师,我就问:“老师,我考试及格了没有?”那时候我要求很低,王老师看着我说:“你好像及格了,67 分。”发下卷子之后,真是 67 分,100多人上课,老师能记得我的分数,我当时就很感动。马上就来动力了,到期末的时候这门课好像是 90 多分。
1985 年我们入学时,学校已搬到国定路新校址,确切地说还是一个工地,只有两栋宿舍楼、一栋教学楼、一个食堂,连个正规的操场都没有,学校的围墙是由建筑用的竹篱笆隔的。面对这样的外观,有一些同学心里会有失落感,但我没觉得什么。大学四年中我一直坚持晨跑,在国定路上跑步,或是在煤渣铺的风雨操场跑步,也没觉得艰苦。我是从农村来的,在上大学以前我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没去过大学,也没见过大学。而我们班当时好多人考上来的时候分数是很高的,有的在当地是县里面的状元、地区的前几名,他们一时感到失落也是正常的。后来证明那种心态没有很快调整过来的话,对整个学习还是有影响的。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历了好多事。比如,在那个阶段经历的两次游行,虽然对未来怎么样看社会没想得那么清楚,但是还是很难得的经历。
业余时间,我也会做一些勤工助学工作。在食堂卖过早餐、在电教室放过录像、在后勤膳食科做过学生助理,有机会就多去体验。我在深圳总公司工作期间,有一天女儿游泳我去接她时,遇上一个也是陪女儿游泳的家长。我们坐着没事就聊天,一问也是上海财经大学 85 级的,他是学财务的。我随口开了一句玩笑“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他感到我问的有点奇怪。我说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挺有名的,他说他在上海财经大学也很有名。我说:“我们那一届 800 多人,在上海财经大学新校址一年级入党的只有两人,我是其中之一。还有勤工俭学,早上帮着卖饭的打粥,哪天你不喝粥?你不要见我吗?”他说,“我也很有名呀,在学校长跑队,参加上海高校运动会创下的1500 米纪录后面 10 年都没人破。”这个同届的同学叫史智勇。虽然毕业若干年了,说起在学校里的成绩也好、荣誉也好,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还是很看重的。那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是对那个阶段的记忆和记录,是很有价值的。
秦:这次返校参加入学30 年聚会 ,正好赶在迎新开学之际,结合 30 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对于今天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你最想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赵:等到了工作岗位后,大家会发现在校学习阶段对于一些基础学科或是基础理论方面多下功夫,是非常必要的。在未来工作当中这也是基础。这些基础性的训练,看起来好像与更大量的知识储备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它培养的是一种逻辑思维,也涉及做事情或是处理问题时比较严谨、比较认真的习惯养成。学习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能说大学读完就结束了,后面的持续学习能力代表了你是否能跟上时代和在工作当中有创造力的一种表现。因此,要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现在年轻人的知识面都非常广、思维也活跃,也没有那么多的羁绊或是条条框框,他们应该更富有创造性。
另外,还有要多阅读。读书一定是提高人的幸福指数的,有的人会说我不读书也挺快乐,其实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读了书的人的快乐肯定要比不读书的人的层次要深。人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的,你对社会、历史了解的越多,理解生活的层次就越丰富,你的生活感受和体验也就会越好。现在很多都是碎片化学习,比如使用手机获取信息,这当然也是一种学习,但若能通过阅读这一方式来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受益会更大。学校期间一定要用好图书馆这一资源,可以系统地去看一些东西,养成阅读的习惯。我在学校时也常去图书馆,但读的不够,现在想想其实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工作后买的书多了,读书的时间少了,也会经常提示自己要读读书、要写写笔记,记录一些自己的想法。这对我来说是一直觉得要解决的问题。我到深圳分公司做总经理的时候一个朋友送了一幅字给我:“略翻书数则,便不愧三餐。”意思是每天翻几页书就没白吃饭,也是提醒我多读书、多思考。
我前面也有提到运动,若是能够坚持并养成习惯,对身心健康还是大有裨益的。我的运动习惯从跑步开始,原因是我小的时候体质比较弱。1982 年考省重点高中时要加试体育,一测每一项都不达标。初中体育老师就说,你要锻炼锻炼,自己要跑跑步。从那以后,我每天坚持跑步,身体素质渐渐地就跟上来了,也养成了健身的习惯。1998 年我到哈尔滨工作时,因为冬天天气太冷,跑步就有点压力了,所以改为游泳。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每天早上游泳1000 米,游完了以后再上班。因为早上的时间可控,早点起来就可以了,还有早晨要游泳晚上就不可以太晚睡觉。后来,我太太、女儿也都游泳。锻炼对我来说还是很受益,工作强度大,对身体也是一种考验和要求。我每次出差,行李箱中都要带着运动鞋和运动衣、游泳衣等物品。另外,通过运动还可以认识工作、职业以外的一些人。现在的学生从小都有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和技能,不像我们当初没技能,所以大学期间还是要坚持健身。其实,身体健康才能带动心理健康,然后才能带来足够的精力和愉悦。
秦: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一直都比较好,但是在就业的过程中,职业的规划和选择依然很重要。以你的视角,对即将迈出大学校门的学弟学妹们,您会给出怎么的建议和提示呢?
赵:给学弟学妹的建议就是工作很重要。我不知道现在的同学怎么想,我们那时候会这么想,有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实现自己价值、获得收入或者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如果有机会到大企业或相关单位去工作还是首选。你说创业呀或是其他方面,除非已经展露出天赋或是之前有充分的准备,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毕竟那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就业和工作来认识社会,让自己适应社会、发挥工作才能,在此基础上再有职业选择。还有就是要勤奋,在工作上多付出多做事情,个人的成就感或是自信都可以找到。如果无所事事,只有想法没有行动,很难有自信。在学校里如果先确定这样的目标和价值观,再学习或考虑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在校的学弟学妹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个概念。好在这方面的成功者或者说现在的网络信息也都非常多,可以从中多学习。也建议他们多看一些自传方面的书,通过自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成功或者他们的思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再有,要广泛涉猎各个行业和各项工作内部的一些原理、原则,在学校可以找到这方面一些经典或基础的课程来学习,或者有意识地多翻看一些这样的书籍。这个在日常工作当中也很重要。
可能有的本科生毕业后就会直接选择就业,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到大公司去工作,不建议非去读研。管理也好,创造价值也好,其实都是实践,现在知识太多了,学多少能学够呢。学校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未来要保持学习的持续性,但不一定要获取学历。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像上海财经大学这样很好的本科学历,如果不是搞教学和研究就够了。我说的够了,就是能够证明你的学习能力了,但是未来还要看持续学习的能力。我工作后没再读学历教育,后来去北大进修读管理班,都是公司有针对性的培训学习。因为工作以后没有时间再读学历,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工作和学历教育之间,我认为一定要权衡好,我看到太多离开工作岗位再去读学历的人,实际上还失去了工作上晋升或重用的机会。
至于是选证券,还是选保险或是其他的什么公司,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要选择你自己认为在这上面有优势的。我本人当初选择的时候是随机的,没有太多的考虑。如果说我选择的话,就是我适合在企业,不适合在机关,这一点在我当时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企业的人很多事情都想的清楚,非常精明,也非常实干、务实。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义无反顾地选择去企业,觉得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有成就感,这个就是最好的。现在很多人把就业和收入、赚钱放在一块考虑,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考虑的太。我当初从机关到企业,先看中的是企业,当然收入多也不是坏事,毕竟父母年龄大了,也希望对家里尽早有些贡献等等,这些很现实,但不是唯一的。这就是从我身上看出的理想主义一面,好在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不再让我考虑钱的问题,我对钱也是有限的需求。
秦:这次适逢你们入学 30 周年返校聚会,作为曾经的班长、团支书,也是学校发展进步的受益者、见证者,你一定有许多感慨吧!借此机会,也希望您能对学校未来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赵:我们上海财经大学是有历史、有传承的学校,学校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很务实的,管理和教学都做得扎扎实实,还有学校的教学成果、科研成就也都非常令人瞩目。我们都随时关注着学校的发展和进步。回想我们 1985 年入学时,学校还正处在建设中,到今天发展到超乎我们想象的好,这份自豪感会油然而生。每次说起自己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人家的反应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多孩子考大学时,也都希望考到上海财经大学。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多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我们曾做过一次大数据的统计,在我们总公司的层面里,最多的是来自南开大学,第二是上海财经大学。我们公司领导班子里边 11 人有 4 人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分公司总经理也有好多是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的,还有好多的学弟学妹在公司里任职。学校是我们梦想的家园,也是我们梦想起飞的地方。现在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这是我们在外边工作的信心和期盼,更是我们每位同学在社会上打拼的坚实心理后盾和基础。回想我们从学习到工作的过程,中国一直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发展阶段,我们是见证者、建设者,是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学校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应该说,学校带给我们的,是永不磨灭的动力。
关于人才的培养,觉得学校还是要把我们的学生和学生走向社会以后能做什么当作一个工程来经营,这样会更长远、更系统,扩散的力度就更大。还有校友这方面的工作,看看可不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结合我们自己的形式做些有创造性的发掘和开拓。其实,我们在外边有点发展和成长以后,如果有机会也愿意帮助学校做一些事情,但是要创造一种模式让它能够实现,让校友跟学校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或者是学校为校友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些方面空间应该很大,国外也有成型的模式。比如说,未来对学弟学妹的工作方面,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有机会可以给一些咨询、指导或是做一些接收。目前,平安集团和学校方面都有合作,我们在学校有大学生立志计划等。我所在的平安寿险公司在全国有四十几家分公司,也可以和学院或是学校建立不同层面的深度合作,共同做一个方案来执行,我和我的同学都非常期待能有更多的机会回报母校。
秦: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接受访谈,和您一起回顾 30 年的经历,于我而言,已不仅仅是工作,更是一次关于人生成长的对话,受益匪浅。
赵:我和我的同学有今天的成长,母校和老师的教育、培养是人生转折最为关键的。感恩母校,感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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