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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成钢:在时间中耕耘,在服务社会中前行

来源: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1-11-12 点击量:11

      为呈现办学成就,并为学校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的校友事迹,激励在校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校训精神,上海财经大学校友会秘书处持续开展“校友风采”素材库建设,以展示校友们在爱国荣校、爱岗敬业、支边扶贫、坚持公益、热心校友工作等方面的风采。

      朱成钢,1958 年生,上海市人。教授,民革中央常委。1977年参加工作。1979~1983年在上海财经学院贸易经济专业学习,本科毕业。1983年至1997年先后担任上海商业会计学校、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大学教师、副校长。1998~2006年先后担任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主任、主任。2001年10月,任市商委秘书长。2003年8月,任市经委秘书长。2006年6月,任上海爱建股份公司监事长。2006年12月,任静安区副区长。2011年2月加入民革。2011年11月,任徐汇区副区长。现任民革中央常委、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校友访谈
访谈时间:2016年11月9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区政府
采访人:朱成钢
访谈者:朱小语,金融学院(大二);倪嘉辰,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大二)
朱小语、倪嘉辰(以下简称朱、倪):在采访前我们对您的个人经历进行了一番了解,发现您是一个履历丰富的人,对此深表敬佩。我们发现您在就读上财之前,曾在制造业工作,是什么机缘促使您选择报考上海财经学院的呢?
朱成钢(以下简称朱):在我们那一代,政府会给毕业生分配工作,1977 年中学毕业时被分配在工厂做锅炉工,这一年恰逢恢复高考,我们都有些渴望想去考大学。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参加了 1978 年的高考,并且顺利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正是这么个缘由我进了母校。不过我当时对经济的概念、理论都很模糊,我甚至连“财经”两个字怎么写都不清楚,当时填志愿时写成了“财金学院”,直到就读后才知道是“财经学院”。
朱、倪:真的是机缘巧合。那么请问您在上财读书期间,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吗?
朱:我们这一届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们 1979 年 1月去报到,最让我惊奇的是,我们这个班居然有 60 人。同学之间年龄差有 13 岁,我还算比较小的,其中有的同学还是怀孕的妈妈。报道这个情景确实令我印象深刻。而这正反映了我们当时时代的特征:整整 10 年没有学习的机会,社会上积累了一批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因此,一旦大学的闸门打开,大家都积极报考。当年高考,也不像现在部分年轻人,高考的目的只为做人上人,当时的我们纯粹为了学习而读书,并且真心诚意地想报效祖国。我们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求,对社会的责任,对人生进步的追求而参加高考。
朱、倪:在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学习氛围中,有没有什么人或事对您人生规划产生影响?
朱:我们当时的见识不像现在的你们这么宽广,对未来的想象很有限。但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这句话出自当年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姚耐,他是新四军老干部陈云的部下。我清晰地记得他在毕业典礼上的寄语:“你们中的大部分人,毕业后都是厂长、经理的毛坯,财经学院就是要将你们培养为企业家。当然我最后也没有做企业家,就一直是个“毛坯”。但姚院长的这句话激励我们在经济领域成就一番事业,去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
朱、倪:您在学校里学习了哪些课程呢?
朱:当年我们有理论的基础课程,如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等。其实从今天看,我们当时学的课程还是比较老化的。不过,我很认真地学习这些课程,直到现在我还留着政治经济学两本厚厚的学习笔记。同时,我们还学习专业性的课程,比如企业管理、统计学等。当然,我们也学诸如外语、数学等工具性课程从课程的设置上看,我们当年的课程自然不能同今天比,但正是这些课程把我们引入了经济专业这扇门。这正像我自从进了上财后我就会正确书写上海财经学院了,因为以前不了解财经,而现在了解了。
朱、倪:所以说,这些课程培养了您以经济的眼光与头脑审视、分析社会经济。我们在阅读您的履历时发现在上海商业一局任教有 15 年之久,之后的发展、个人成就一下子有了很快速的提升和变化,当时就猜想这段时间对您很重要。
朱:对,我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主要进行日用工业品贸易、批发、零售的上海商业一局工作,对贸易经济专业的我来说,这是直接对口的行业。但我到了商业一局之后,正好有个教职空缺,人事处便指派我教书。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一个职业类的综合学校,包括中专、大专,后来又加了一个党校。当年商业会计学校虽然是中专,但与高考同一试卷,因此,入门要求还是蛮高的,也有“四大名校”之称。在学校教书的期间也正好给了我一段时间充实自己。因为过去学的知识很多都是“文革”之前从苏联引进的教材,基本属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模式实际上被现实否定掉。由于在学校里时间相对充足,我就读了很多书。其中最值得骄傲的是,我把西方经济学经典的教材系统地学了一遍,自己也写了几本书,其中有两本书比较重要,一本是《Marketing》(《市场营销》),这本现在已出版到第六版,累计销售超过 50 万册;另一本是《西方经济学原理》所以那段时间给了我一个重新更新知识的机会。之后,我开始参与实际的企业策划,包括企业项目策划、企业发展策划。在此过程中,我把这些知识一一加以印证。可以说,毕业后的这段时间给了我足够时间去积累、思考、探索,那几年是我的第二次大学。我的价值观、经济理论知识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
朱、倪:您曾经当过教师,担任过 10 年上海市商业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现在在政府工作。从学者转型为政府官员,每次的角色转变,您是怎么考虑的?
朱:其实现在的我已经很能适应角色的转换了。我 2017 年 1 月份就要调到区人大工作。我第一次换工作是很不适应的,有专业、兴趣等的顾虑,但是现在我已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你的不同经历会锻炼自己,而这些累积的经验能帮助你适应环境的改变。我想我能与你们分享一个基本道理:不论什么工作,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人际关系。一件事的关系,背后是人的关系。懂得与人去打交道,你就能做好一件事。每件事都有其特殊性,即便同类事件也有不同点,处理的方法上也是灵活的。但是,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却是相通的。你只要懂得人就能做好事,而人要的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尊重。人和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平等、坦率、真诚。如果你有这些最基本的态度,你和人打交道也很容易,那么任何工作都不怕,你们仔细想想就是这回事。
朱、倪:所以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做人。
朱:对,中国有句老话:要做好事,先做好人。你自己做好了人,就会和他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真诚坦荡,替人着想,这些是最基本的原则。
朱、倪:我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您现在主要管理知识产权、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您能谈谈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上的感受吗?
朱:工商行政实际上就是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管理。过去政府对企业的管理,重心在于管制企业,使企业行为符合政府要求。这其实和我们计划经济的思路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后,在理论上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实际上还是有大量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存在。本届政府提出要搞活企业,即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政府放手,鼓励企业形成活力。这就需要我们在工商行政管理上改革。
过去政府管理企业,是管进入的门槛,包括资金、员工、场地等方面,这其实是一种很懒惰的方法。因为企业进了门以后政府就采取粗放的策略,对于企业行为的管理很宽松。从客观数字上,提高门槛,的确能保证不出普遍性的乱子。但是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由于你门槛高了,市场就不活跃了。因此,李克强总理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解决旧制度限制市场创新与活力的弊病现在的思路是降低准入的门槛标准,比如说企业注册时降低进人的门槛,但是政府要管理的是企业的事中、事后的行为,也就是说政府监管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虽然管理成本有所上升,但通过大数据应用,政府可以将各地区、各企业的经营数据集成起来,把筛选出来的信息发布于网上交由市场判断。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检查企业,现在的方法是随机抽查,政府提前通知在抽样名单上的企业并告知所要检查的项目,但至于何时来检查,何人来检查,这是随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得不在经营中更加谨慎。所以现在的工商行政管理就把事前的门槛降低下来,加大事中的监管和事后的处罚力度。这就是本届政府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思路。
朱、倪:您刚刚也谈到市场经济,中国也是很大的消费市场,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不景气,虽然总体而言有所回升,但还是很疲软。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朱:这个就有点复杂了。表面上看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用我们过去的知识来描述,这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从我个人的观点看,产生的原因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其关键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需要改变。现在政府冲得太前面,导致经济发展模式雷同化。现在中国哪一个城市不是把房地产作为当地支柱产业?原因在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但是政府又不直接参与市场,不懂得创新,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只是追求 GDP.而房地产最容易、最能体现 GDP。于是,全国就呈现出一个趋同的现象。第二,政府在投资领域仍不够开放。目前国内市场参与投资的都是大型国企、央企,现在表面上是对民企开放,民企也有一部分参与其中。但是,民企所占的股份非常少,即便能参与的民企,也是本来就被认可的被称为“红顶商人’的那批民营企业。大量的钱无处投资,股票市场波动太大、黄金市场不稳定、外汇市场难以把握,而投资实体企业风险很大。于是,所有人的钱都花在买房子上,但是房子有“限购令”限制人们投资于房产上的钱,于是民间的投资始终没法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也就造成了经济体投资不足的现状。第三,投资实业的成本很高。从理论上讲,生产需要四大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你们看,现在土地楼板价都是天价,借贷不仅困难,利息又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家们都带着“红帽子”,性价比很差。这个资谁愿意投呢?那怎么办?很多人就去做虚拟经济。我们现在很多国企,包括做实业的国企,相当大比例是把资金逐步转移到金融领域去了,这样的后果就是泡沫就会很大。不仅如此,很多民企也把厂卖了投到金融领域去做各类基金,越来越多的资金堆积其中,泡沫也就越来越大。所以,从本质上看,这是生产关系的问题而非生产力的问题,并非供给过剩这么简单。虽然我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现在主流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但用来评价现在的问题很合适。
朱、倪: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 GDP 增速要保持 7.5%,您当时认为增长速度的取得,要更多依靠劳动、创新、民间融资。2016 年第三季度中国 GDP同比增长6.7%,您是如何看待 GDP增长这一数字的?
朱:GDP 呢,还是目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中共中央在十八大上定下了到 2020 年 GDP 和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标。根据这个目标,我们 GDP的增长最低不能低于 6.5%。朱镕基总理在位的时候 GDP要求不能低于 8%,因为政府要保就业率,一年要有1 000万的新增就业。现在 GDP 与就业率的关联度不那么大了,我们关注点就转向翻一番的小康目标。所谓 GDP,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要看它的道德价值。我们应当思考在构成 GDP 的因素中,是否存在不道德的因素,对于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老百姓的实际福利是否增加等等。第二点,我们现在讲新常态,就是不要过分看重 GDP,因为 GDP 本身是用以衡量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指标。但如果政府一味追求 GDP,通过强制行为制造 GDP,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那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真正好的 GDP 是事后计算的,这是一个滞后的经济指标,就是说一年过去回头算一算今年的经济增长怎么样,GDP就算出来了。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但主要还是市场起决定作用。在谈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势必会联系到 GDP。但是,我们现在的 GDP 是事先的、政府设定的、数字意义上的 GDP,我觉得它同实际意义上的 GDP 是有距离的。而人均 GDP 的实际意义也很有限,统计学上讲平均离差、均方差,我们现在收入的平均离差太大了。
朱、倪:您长期担任管理方面的工作,在管理方面的经验可谓相当丰富。那您在政府管理工作方面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朱:政府管理,首先是做人。你自己先是一个老百姓,然后才是官员。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要知道你所有的政策(当然我们是政策的执行者不是制订者),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很多度量的权利。在任何的执行过程中,你的行为要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因为你本身就是老百姓。只有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政策才不会有很大偏差,才能使得政策有利于民。我们现在有的官员,当了官以后不食人间烟火,只从官的角度去做。于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很多政策措施都违背了民意,所以百姓对政府就会有意见。另一方面,你也要明白自己是一个官。你的行为、讲话会对公众产生影响,所以你不能随便地讲话、草率地做决定。你做决定时要想到你是一个官,你的影响力和普通老百姓是不一样的,这非常重要。日常生活中你也要有官的意识。比如,在路上和别人发生冲突,你要懂得退让。总的来说,就是既要有民的意识,又要有官的意识。政府管理者,你首先要明白你是一个百姓,要为别人着想;同时也要想到你是一个官,你的任何行为产生的后果要比别人大。
朱、倪:您之前也说那15 年间读了很多书,积累了很多阅读,我想您也有很好的阅读习惯,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碎片性阅读,不成系统。听说您给自己规定每年要精读至少 10 本书籍,平时也会在网络、报纸杂志上进行阅读。那您觉得读书对您个人成长有什么帮助,对上财学子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朱:我先报告,我今年已经读了 20 本,比目标稍微多一些。其实我在我们这群人里读书不算多的,我有朋友真的读很多书,他们一星期读一两本书,那真的是读书人。至于书籍的选择,我认为没有严格的定义,并非一定是专业性很强的书,小说、散文皆可。我认为读书对个人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增长了见识。我最近一两年在读欧洲历史方面的书籍,最早是接触了伏尔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相继读了几本有关欧洲历史的书籍,比如《耶路撒冷三千年》,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在看历史类电影时,我就能清楚地知道十字军东征、拜占庭、东罗马西罗马、亨利五世等历史背景与人物,也就更容易理解历史片。再有,你的读书经历会和你的实际经历发生共鸣。有一次我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里转了半天,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多么丰富的地方!这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起源地、人类文明的圣地!而我所到的每一处,都曾在书中相遇过,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第二,一个人的人生现实是一元的,但是通过读书,一个人可以体验多元的人生。我想你们将来,也会记住我这些话的。你一旦沉浸在一本书里,你就是小说里的一个人,你就有现实人生之外多重人生的体验,你会有多元世界的快乐。退休以后我就打算去过一个文艺的生活,读历史、小说、文化等不同类型的书,体验不同角色的人生,这样感觉就很好。
朱、倪:从您的个人经历看,您对时间规划也有一番见解,您对在校大学生的时间规划有什么建议吗?
朱:每个人对人生都要有一番计划。不过就我个人的体会,有时候,一方面要有个人理想、有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懂得顺势而为。有时候,你想做的事不一定能做成,但手头做的事一定要认真。在没有其他机缘的情况下,你只要认真去做这些事,机会总会出现的。比如说,我刚毕业后去了一个职业学校,有的人就随随便便过一辈子,可能混得也蛮舒服,但是也不会有多大成就。但是,如果你认真地做,读很多书,你就会为自己创造很多机会--渐渐地会有人找到你,你也有更多机会发挥才能。很多情况下,人懂得顺势而为很重要。人一辈子要奋斗,有目标,但在追求的同时,还要懂得顺势而为。
朱、倪:过去您是上财的学生,现在您是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我想,您对上财也有着别样的情愫。您有什么话想对母校说?
朱:当然了,我希望上财发展得越来越好。母校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有很重大意义的。我本来是一个锅炉工,有的同学入学前是农民,本都是芸芸众生。但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们的人生观真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个人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是“学而优则仕”,上不上大学对人生走向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我们这一代,能上大学的人真的是“天之骄子”。当年我们校徽不离身,校徽给予我们的荣誉感与自豪感自然也是不言而喻,所以大学对我们人生影响很大。一眨眼,三四十年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对大学还是充满感激,对母校也充满感情。因为我们读中学和小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的,有很多不堪的记忆。但上财给我的记忆始终是很美好的。现在我每年捐钱给刘立爱心基金,用以资助上财的困难学生,既是回报母校,又帮助了晚辈学子,因此,我对上财的感情又深了一层。
朱、倪:听了您的话,感觉我对上财的感情也更深了。
朱:哈哈,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人生的大学时光。
编辑 | 李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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