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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为国:笃行致远,学术报国,追求卓越的人生

来源:系统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1-05-07 点击量:2

      为呈现办学成就,并为学校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的校友事迹,激励在校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校训精神,上海财经大学校友会秘书处持续开展“校友风采”素材库建设,以展示校友们在爱国荣校、爱岗敬业、支边扶贫、长期坚持公益、热心校友工作等方面的风采。


现职: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普华永道会计学教授、清华大学管理实践访问教授、中国证监会博士后流动站指导专家、证监会属下资本市场学院特聘首席专家。

学历:1982年获上财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上财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上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1987年间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进修并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实习。

职称:1987年被评为讲师,1988年被破格评为副教授,1992年又被破格评为教授。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会计学博士生导师。

职务:1991年起任上财会计学系副主任、主任。1997年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后又兼任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主任、国际部主任,并继续在上财指导博士生。1999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兼任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评估协会常务理事。2007年至2017年出任来自中国的第一位,来自亚洲的第二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此间还兼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荣誉:研究成果数十次获各级各类奖状。1989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1991年获“上海市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5年因对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突出贡献而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为证监会系统获此殊荣第一人。2017年上财百年校庆时,被评为十大“杰出校友”之一。

校友故事
追求卓越的人生

      1975年5月,我从上海敬业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市星火农场运输站(以下简称“星火运输站”)工作,直到1978年12月,考入“文革”后刚复校的上海财经大学(以下简称“上财”)。虽然在星火运输站仅三年半时间,但青春时代的此段经历,对我的人生影响仍是积极、深远的。


艰难环境下成长,练就坚韧不拔的意志与能力

      我1957年1月出生于上海老城厢的商人家庭。原本家庭条件尚可,但1962年,作为家庭经济来源的我们的祖父和父亲先后去世。年仅38岁,没有工作的母亲只身一人,凭着菩萨般的善心,聪颖的脑子,勤劳的双手,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当时 ,全家每日总开销经常一元不到。无论寒冬酷暑,母亲白天摆一个烟杂水果摊,晚上还帮他人洗衣裳,以此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位因接连丧夫丧子而哭瞎眼睛的我们的老祖母。她强忍悲痛,以单薄之躯挑起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夜深人静时,我一觉醒来,总见母亲仍坐在微弱的灯光下,一针针地为我们缝补破衣服,一线线地用棒针为我们织着“新”毛衣,尽管已用旧毛线翻织过几次的毛衣已不再那么保暖。


      母亲没进过正规学校,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为家庭主妇“扫盲”时,只读过一两年夜校,但她那慈祥、温暖、坚毅目光里,透着一种坚韧不拔养育后代的宽阔胸怀,勉励我们“好好学习,成为社会栋梁”。父亲去世后,外婆担心我们母亲养不活五个孩子,劝她将最小的我送亲人算了。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此,我内心万分感激,一辈子从未向母亲要过任何东西,也从未和她多过一次嘴,或使她放不下心。也因此,我自幼非常独立,选定目标,矢志不渝,努力登攀学业和事业新的高峰。

      父亲去世时,我国仍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4年我进小学。不久,我国又经历了十年“文革”。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下,我自小体弱多病。进入星火运输站后,我先做了几个月木工,后主动申请到刚成立不久工作更艰苦的装卸队工作。装卸队的主要工作是从农场小河的运输船上,将各种生活、生产和基建物资卸到岸上,诸如煤、化肥、水泥、黄沙、砖、石子、石块等,工作极其繁重。

      一是每人每天靠双肩、一根扁担、两个竹筐,将重达十来吨的物资一担担挑到岸上,每担轻则近百斤,重则两三百斤。挑一担72块85砖,或扛一筐大石块而压断数根扁担的事,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所负重量对常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

      二是运输用的大船是装货50来吨的钢板船,舱深一人多高。夏天,队友们钻在舱内卸货个个汗如雨淋,只能光着上身,下着短裤衩,或轮流干活,或休息时跳进河里凉凉身。当时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大家多半直接从河里舀有幼虫幼鱼浮游的水喝,而顾不上河水是否已受污染。有一年农场暴发腹泻病,装卸队有一半队友受感染而病倒。

      三是船与岸边仅靠一块35厘米宽,好几米长的木跳板连接。开始时,不少队友身负重担,胆颤心惊地都不敢上。后来,在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的跳板上急急来回成了常态。但稍不留神,仍会掉进河中,下雨天跳板打滑时更是如此。大冷天,掉进河水中工装浸透了水,仍都不歇工,直到体温散发的热量和凉风慢慢将工装焐干。水泥灰、化肥粒、稻谷芒等常将队友的皮肤刺得火辣辣的,又痛又痒。下工时,队友们累倒在床上,扔下板结的工装,无人清洗。第二天还得重新披上身,开始新一天的劳作。


      除此,当时农场的生活条件也非常差。开始时,装卸队同事都住在油毛毡房内,冬天寒风刺骨,夏天酷暑难熬,更不用说难以计数恶蚊子的侵扰。吃的方面,当时农场只提供稻米和自产蔬菜,数月才有一次鱼肉荤食。好在正常情况下,农场米饭和蔬菜的供应还算充足,再加价格又低,每份菜一律一直是三分钱,所以,只要不乱花钱,一二十元的收入,确实可使大家敞着胃吃。这对来自城市、正处发育期的小青年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得以使身体有效地新陈代谢。

      如此艰苦条件下,我在装卸队工作三年多,练就了坚强的体魄。离开农场已近40年,自己很少生病,也极其有耐力来承受各种体能和精神上的压力。记得1981年暑期,我与上财大同班五个同学去苏浙晥骑自行车旅行,三位同学半途而废,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坚持到底,整整骑行了20天,约两千公里路。我从1978进上财,1989年底博士毕业,整整11年孜孜以求。当时学习极其紧张,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但自己仍能经受得起。有好几年,天天在南市的家与虹口的上财间步行来回,单程约75分钟,隆冬时节还天天冷水洗澡。

以文彬舅为楷模,努力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和我们所处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中小学一直是红小兵、红卫兵干部,理想崇高,进取性强。农场的磨炼,使自己思想境界和社会认知更为宽广全面,为人处世的风格也基本造就。这是在农场艰苦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和来自各方各年龄段的同事相处的结晶。在此,特别要提一下,时任农场供销站党支部书记叶文彬对我人生的影响。

      叶书记是我舅舅。自幼和我们母亲在宁波慈溪一起长大。上世纪30年代末,我们父母在上海结婚时,舅舅随我们母亲来上海求职。上世纪50年代初,他也曾和我们父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1960年,他毅然报名,只身一人加入到奉贤县海滨农场(1969年改名为星火农场)农垦者的行列。

      1962年我们父亲去世后,我们母亲经常带着幼小的我,去探望家住南市宝带弄的舅妈及其三个也处幼年的孩子。我们母亲和舅妈一个丈夫已去世,一个丈夫在农场战天斗地。她俩当时都才三四十岁,亲如姐妹,互相安慰、互相照顾。文彬舅每当回上海市区出差,总来探望艰难谋生的我们母亲及五个孩子。每次总带上一瓶鱼肝油丸,以让我们母亲得到必要的营养。在极其困难的时刻,来自舅舅舅妈等亲人的关爱,永远铭刻在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脑海中,那一幕幕情深似海的记忆和感激之情,永难泯灭。 

      文彬舅在农场数十年,一直是公认的模范干部。他总带着副眼镜,中山装上衣口袋中别着一支钢笔,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言语总是温文尔雅,一付文人相。他一生大公无私,对自己和家人总是严格要求,不求名利;对公家则是无私奉献,不图回报。他待人总是那么真诚朴实,助人为乐,处处为他人着想。他一辈子艰苦朴素,身上没一套高级服装,家中没一款高档家具。他是人民公仆的典范。数十年来,我一直以舅舅为楷模,为学、为师、为官,一辈子努力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当时我们装卸队卸的货物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文彬舅领导的农场供销站的。由于队友们实在太累,再说总想早点完工了事,船岸间散下好多煤炭、化肥等是常有的事。因此,我们总能看到身体瘦弱的文彬舅只身一人,站在斜坡上,一铲铲将散落的物资收集起来,以尽可能减少损失。作为时任装卸队队长的我,至今仍因此而对文彬舅有一种愧疚感。

学习顾书记等老领导,继承优良的工作作风

      星火运输站是我由学校走上社会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三年半中与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同事朝夕相处,初步学到了一些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与技能。

      记得,刚到运输站时,站党支部书记是叶典章。叶是来自北方的军转民干部,待人和蔼可亲,领导作风温情公道。不久后,接任党支部书记的是来自20连的顾荣根。班子成员还有一直负责车队的王金修,一直负责财务后勤等的王品福,以及由奉贤县下放的褚绍仁等老干部。

      王金修风度翩翩,为人爽直,处事麻利;王品福曾是文彬舅在供销站的老同事,为人厚道,处事稳健,工作细心。虽年轻但大我多岁的,且在农场时间更长的干部中,有来自21连的刘春华,及焦子霖、吴昌荣。他们仨已在农业连队工作好多年,体力活是一把好手,组织领导能力都非常强。刘春华又是才华横溢、颇有思想,沉着果断的年轻干部,成了站里分管装卸队的领导。他任站团总支书记时,我是副书记之一。焦子霖、吴昌荣也充实到装卸队的领导班子中。在为官方面,我从刘春华和焦子霖身上获益良多。他们俩人对我的这份情谊,我也一直铭刻在心。吴昌荣“大队长”的美好形象和对装卸队的贡献仍永远留在装卸队队友心中。

      在星火运输站的所有领导干部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党支部书记顾荣根。他是一个领导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观察问题非常敏锐,足智多谋,决策果断,说话也非常有号召力与震慑力。他是我以后为官的典范之一。前面提到,装卸队的工作在大热天极其艰苦,而晚上在极其闷热的油毛毡房中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就更没法干如此繁重的活。刚调到运输站的顾书记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后来,他参加了一次装卸队卸铺场部中心大道大石块的劳动,亲自体会到队友们的这种艰难。于是决定从第二天起,每天清晨四点左右太阳还没升起就出工干活,直到上午十点左右回站休息。当时,大家都对顾书记的这一举动非常感激。值得自豪的是,1976年后的几年里,一条条农场大道的地基,都是我们装卸队从船上卸下的大石块垒成的。今天,这些路可能已不在,但心酸而幸福的记忆犹存。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初,一直爱学习的我也萌发了参加高考的念头。于是,我向顾书记请示是否允许。他二话没说,明确表示支持。其后,经过非常短暂而紧张的复习,高温天我们去奉贤县城南桥参加高考。幸运的是我顺利通过,被上财录取。那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有610万人,录取40.2万人,录取率仅6.6%。

      我国恢复高考后前三届录取的学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对社会认知较成熟,社会责任感非常强,也善于根据我国国情探寻解决现实中各种问题的方案。高考改变了这批人的命运,而这批人也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各方面迅速发展的中坚力量。就我个人而言,若不是顾书记的明确支持,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对社会的贡献将截然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我非常感激、怀念这位老领导。


反思家国经历,矢志不渝走专业化之路

      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我也在反思新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包括在农场三年来的经历。冷静思考下来的感觉是,我们国家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多了,抓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少了;鼓足劲蛮干多了,按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办事少了。因此,自己逐渐萌生了走专业化道路的想法。

      1978年12月,在我离开运输站去上财前,来自制药厂、颇有思想、又较愿意和人交流人生心得者、时任运输站工会主席杨荣华,与我彻夜长谈了一次。根据国家走过的道路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个人的特点,他建议我不要做纯粹的政工干部,而应走专业化道路。自己的初步想法和他的建议不谋而合,成了以后我人生道路的基本导向——追求专业的卓越,以专业报效祖国。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崇高的道德情操、朴素的生活和待人作风,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以一技之长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2018年10月,星火农场运输站的老战友在上海豫园老饭店重聚。左起:焦子霖夫人、胡晓莉、刘春华夫人、刘春华、本人、杨荣华夫人、杨荣华、吴昌荣、焦子霖)

      我离开星火农场,准备入学时,上财团委领导跑到我家说,看了您的简历,知道您有过做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是否愿意出来担当一些团的工作。我婉言谢绝。


      进上财后,我一直过着书呆子式的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整花了11年,持续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成为上财会计系培养的第二个博士,也是上财在1978年复校后入学的本科生中第一个最终取得博士学位者。


      此后,自己迅速成为上财新一代学术尖子。1991年起开始任上财会计系副主任、主任,1992年成为上财最年轻的正教授(当年自己35岁),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当年自己36岁)。自己在证监会期间,仍任上财会计系和清华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为学者时,1986至1987年去澳大利亚留学,没考虑留在他国;上世纪1990年前后一波波下海潮期间,也没考虑为赚钱而放弃专业追求。


情同父子,亲自培养博士生

      作为学者,自己的主要贡献包括:使上财会计系教学研究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主持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本科教学改革;推动会计系师资队伍结构的全面更新;倡议并开始领导博士生教学和科研按国际一流水准进行改革;在上财和清华亲自培养了20多位会计学博士,他们现都已成为全国产官学界的精英。


      自己所带的博士生绝大多数来自偏远省份的贫苦家庭,作为导师,我经常免费让他们在我们家住,少则几天,多则数月。有一个博士生家庭条件实在太差,在我们家住了三年多。我和他们朝夕相处,情同父子。而我们的儿子则和他们像兄弟。我这样做一是受我博士导师娄尔行教授的影响,在培养学生时强调教书育人,努力通过与博士生紧密相处,使他们今后成为不仅技术专精,而且有良好的道德情操,高度责任感的社会栋梁。二是受我博士副导师石成岳教授的影响。和我舅舅叶文彬书记一模一样,石教授在上财也是一个大公无私,人民公仆式的学者。三是培养来自贫苦家庭的博士生时,总联想到自己在贫困中走来的经历,联想到同样来自于贫苦家庭的装卸队队友们。




学者变官员,为证券市场规范发展做贡献

      1997年1月,我被调任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由一个纯学者突然转为京城敏感政府机关的官员,以后还兼任证监会会计部主任、国际部主任,成为同时身兼三个局长职位者。在任职期间,我在诸多领域为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做出了贡献,诸如为证券市场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师机构的监管,上市公司及其他机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和监管,证券和期货交易所等的财务监管,证券监管系统预算管理、内部审计,国际上市、国际监管合作、国际市场准入政策研究、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在证券监管领域的关系等。

      在证监会期间,我曾任股票发行上市审核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委员,为无数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获得改革发展,为查处大量违法违规案件,使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以上贡献,自己在2005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成为证监会系统第一个获此殊荣者。


      2007年6月,我要离开证监会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就职。临行前,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找我谈话,问我对证监会工作有何建议。我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干部若提出要走,绝不要拦。从证监会的工作特点和需要出发,我特别提到了两个理由:一是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必须由懂市场的人来领导,让有若干年政府工作经验的人下海,以后再招聘回证监会,有利于领导这一市场。二是监管机构收入远较市场中的机构低,将干部长期留在政府机关难免腐败问题。

      其实,这样的建议源于前述星火运输站顾书记果断支持我参加高考的经历。他的这一决定影响了我以后数十年为官的道路,我自己也始终坚持顾书记的理念与做法,即有下属申请离任,谋求新的发展时,绝不以各种理由拦人。不仅如此,还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人分析各种因素,找到对国家、个人和家庭最有利的人生道路。


中国委员“第一人”,十年任职赢得国际话语权


      2007年7月至2017年6月,我担任办公地点设在伦敦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亲自参与对金融市场、企业发展、国民经济都至关重要的国际会计游戏规则的制定。国际会计准则现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目前世界上已有144个国家或地区不再制定本国会计准则,而直接全面采纳国际会计准则。因本国经济环境较特殊等原因,中、日等大国尚未全面采纳国际准则,但本国准则按国际准则制定,与国际准则差异非常小。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不是国家的代表,也不受各国政府委派,而是由专门的委员会在全球遴选后任命。委员们被高薪聘请,住在伦敦,全职在英文环境下工作。国际会计准则现有数千页厚,制定和修订这些准则技术性特别强。除会计理论、规则和实务知识外,需要委员们在企业管理、金融市场运作、经济理论与政策、法律和监管、国际关系等方面都有扎实的相关知识,有极强的综合判断和谈判能力,更不用说掌握作为工作语言的英文。作为中国第一位、亚洲第二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理事,自己在十年任期期间,积极参与国际会计游戏规则的制定,努力反映来自中国、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来自证券市场监管者的关切和主张,确保所制定准则的质量和在全球的公认性,巩固增强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由于作为国际雇员在此类国际组织中直接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的来自中国的专家仍非常少,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无疑有助于国家在今后培养这样的专家型人才,巩固和增强中国在各种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2017年6月自己结束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任期,重回上财和清华大学担任教授,还在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担任指导专家,继续为国家教书育人,在专业上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回国之际正值上财百年校庆。在校庆典礼上,自己当选为“上海财经大学十大杰出校友”之一。


      过去40年自己先后在上财、清华大学、中国证监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从事专业工作。若说此间自己有所成就的话,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此前在星火运输站三年多的经历。而2017年11月自己重回上财任教时,母校在同月举行的100周年校庆上将自己选为“十大杰出校友“之一,则是对自己人生所走过道路的最好总结。

[作者注:此文为我中学毕业后工作过的上海星火农场成立50周年纪念而作。本文形成过程中,熊海钧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并做了大量编辑工作,柴月娥、曹惠民、崔日凯、丁永兴、窦张林、焦子霖、刘春华、沈建国、孙浩、宋闻鸣、田鸣、张伟达、吴昌荣、吴应钦、肖志方、叶文彬等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意见,在此深表谢意,但全文质量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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