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匡宇：抱匡时情怀，融入上海改革开放浪潮

      为呈现办学成就，并为学校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的校友事迹，激励在校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践行“厚德博学，经济匡时”校训精神，上海财经大学校友会秘书处持续开展“校友风采”素材库建设，以展示校友们在爱国荣校、爱岗敬业、支边扶贫、坚持公益、热心校友工作等方面的风采。

      朱匡宇，1948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上海财经大学83届工业经济专修科校友。朱匡宇校友历任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副厂长、厂长，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助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集团政研会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东华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委党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中共第七届上海市委委员，中共第十五次、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朱匡宇校友是上海市改革开放早期的企业家代表，当之无愧的上海市纺织机械产业发展的探索者、引领者、见证者。他集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于一身，不仅具有深厚的学养和匡时情怀，还具有丰富的国有企业的革新、创造和经营的战略眼光和实践经验，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艺术，他多年来开展“领导力与执行力”讲座，分享他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国企变革浪潮中积累的管理哲学，为处于经济变革中的同行和学生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校友访谈

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4日
访谈地点：上海财经大学 中山北一路校区 博思楼
受访者：朱匡宇
访谈者：杨培雷
记录及整理：李毅

1. 母校情缘：学习生活剪影

杨培雷(以下简称杨)：朱先生您好！请问您当初工作后选择继续上学是什么原因呢？

朱匡宇(以下简称朱)：我是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因此，应该说是文革时期读到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个基本的状况。那个时候，记得我刚刚到工厂去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一个车间去打铁，那个时候也没有机会读书。我是1968年进厂，进厂后，当了7年的工人，就是打铁。那时的大厂，设有“七二一大学”，我在“七二一大学”读的产品设计专业。那时厂里要求培养一批纺织机械的产品设计人员。毕业后，当年我们这些读书的有二十几个人，都完成了一个从工人到设计人员的转换过程。我是1974年去读“七二一大学”的，到1978年我们这些人就毕业了，然后有一些人就去设计科搞产品设计，可我就留在当时的车间里，当一个工艺员，负责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和一些技术管理。记得在那个期间，我还获得了厂里的一个科技奖。当时因为表现还可以，1979年的时候，当工艺员没多久，就两三年吧，就我调到了厂长办公室，去当没有主任的副主任，这是我当时想去进一步学习的直接原因。因为原来是搞产品设计这些工作，到了管理岗位之后发现，自己在管理方面完全是一个瞎子，根本没有一点基础，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当时就想，是不是有机会去进一步学习。也算个人运气好，当时正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外部环境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条件。那时已经正式恢复了高考，记得1979年，全国恢复高考。这时候一想，正好我“七二一大学”的学习惯性还在，读、“七二一大学”有两年的脱产时间，那时还有一个读书的概念。因此，在那个情况下正好上海财经大学夜大学在招生，我就去报考，就是因为有那么一点基础，大家在那个时候都没有读书，因此，相对条件就比别人好一点，居然就考上了。“七二一大学”的基础，是我有勇气去报考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朱先生当时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报考了上海财经大学？

朱： 因为当时我面对的是岗位，我担任了二纺机厂长办公室主任的角色当时没有一个正主任，我去的时候面临着一个管的问题。原来学习的都是纺织机械的设计，当时觉得应该在管理学上进一步学习。选择读夜大学，当时的选择性也没那么多，在财经方面，上海财经大学总是我的首选了。当时接受在职在岗学习的夜大学还是不多的。当时学校叫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叫上海财经学院夜大学。应该讲就是这样懵懵懂懂的进来了。

杨：您对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当时叫上海财经学院)，是一个怎样的期盼？

朱：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在我们这些人的眼睛里面，还真的是很好的一所大学，很好的财经类大学。当时我又住在虹口区，毕竟对上海财经大学比较了解。工厂又在三门路那头，因此，到后来就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杨：朱先生，您对当时还有印象吗，您读的是工业经济专修科，八零级的工业经济专修科当时有多少人？

朱：好像我记得，不像那个时候高中一个班五十多人，我们班级有三十几个人。

杨：当时学习和生活，给您留下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

朱：我记得那个时候，从学习热情上来讲，总算进大学了，有很高的学习热情。当时确实也没有进这个校区学习，当时新校区又没有的。记得我们当时选择的一个教学点是在北京东路的一个中学里面。晚上到那儿去读书，两三年基本就是在那里上的课，中山北一路校区没来上过课。

杨：从学习的角度提一个问题，您都在岗位上，而且都在领导岗位上。当时您就是一个大厂的办公室主任。尽管是副主任，但是代正主任之职，那等于整个厂子的行政运行都在您手上。当时，包括工业经济专修科的几十位同学，基本上都是和朱先生您一样的状态，基本都在岗，都是单位领导。当时学习和工作的关系，你们是怎么处理好的？

朱：我记得，那时候忙是蛮忙的。但是，缺课的情况都不严重的，是因为晚上上课吧。业余生活嘛，还是蛮单一的，没有太多的活动。因此，晚上还是可以集中精力学习的。第一，读书的这批人，我刚才说了，确实也是文革时期原因，在这之前还没有到大学读书的经历。因此，对当时的学习机会都是蛮珍惜的。第二，那是自觉地跑来读书、读大学的，都是一批很优秀的人。我记得，班里的同学里真是有一大批很优秀的人，后来证明是非常优秀的同志。其中就包括上海很出名的一个企业家叫葛文耀，他就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当时，他还没有当上海家化的厂长，是一个公司里的业务骨干。当时学习都非常努力，后来就证明这批人都是非常优秀的。

杨：尽管当时学校主校区是中山北一路369号校区，那时基本上上课都在一个教学点。那么，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学习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在后来您的职业生涯中，您觉得比较有用的课程有哪些？

朱：实际上，哪一门课程的内容有用，这倒是真的讲不清楚。当时觉得学的工业经济涉及的那些课程，对我们高中毕业以后根本没有读过书的来讲，从管理工作上来讲，真的都有用。当然从几个比较好的老师来讲，我记得有位穆老师。学校当时派了很强的师资为我们授课，他们的教学风格深深的吸引了我们。不觉得枯燥，觉得很好听的。这对提高我们的学习兴趣，也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总体来讲，我觉得真是一个启蒙，在管理理念上，真是打开了一个管理方面的视野。你说哪门课程有用，我觉得好像门门有用，哪能没用！课程设置，真的是起到一个很大的启蒙效果。现在的印象当中，没有哪门课对我们没用。当时大家议论当中，很有意见的情况真的没有。尤其是老师讲课的那种生动性，他们的那种个人魅力，也真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们。这也是实实在在的。

杨：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师资情况，您怎么评价？当时的老师对您日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朱：我刚才已经说了，当时我觉得学校安排这批老师，绝对都是很到位的老师。哪个老师讲的课一点水平也没有，没有这种情况。对老师们的评价，当时还是很好的。

杨：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您毕业以后和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任课的老师有没有联系？

朱：这倒好像真没有太多的联系。只是我们在同学碰头的时候，经常会请些老师来。

杨：这个我有印象。当年曾经有一次回到学校来聚会时，请了杨造璠老师，杨老师当时是你们的班主任，那次聚会时她到场了。那还有一个问题，您在校期间，在学习方面有哪些体会？可能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的同学，本科生包括研究生会有一些启示。根据您当时学习的时候，最重要的体会有哪些？该怎么学？

朱：我感觉到自己这样一生走来，在我上午的报告中也谈到了，对于一个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真的是一个人历练的三个途径。你选择什么样的思想观念，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觉得这确实就决定了个人的人生格局。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打基础打得好的，练就的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直到后来，整个自己一生走来，主要是这三个东西在起作用。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学校读书的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

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基础打牢，一定要把概念、理论学习好，要把理论学扎实，从而形成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当时，由于你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不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把概念的学习、理论的学习与你们的工作结合起来，并加以思考。

朱：一定是这样！不然的话，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副主任，没有正主任的副职)，到后来选择的空间还是蛮大的。我到最后被选上，至少证明了学习的东西对工作的指导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

杨：当时像你们那一代学习的时候，从班级的角度，因为现在的学习仍然是沿袭了班级的建制，它的学习的氛围是怎样的？同学之间如何相处？您的班级同学又对您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这些方面还有什么记忆吗？请从这个角度谈一谈。

朱：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底是夜大学嘛，不像全日制大学，大家有这样密切的接触。就是上课来了，大家在一起读书，下课就回家去了。那时候的班级有四个组，组里的几个坐得比较近的同学联系得比较多。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学接触较多，一个就是后来成了我们纺机公司的党委副书记，我们叫他小谢；还有一个我记得，就是比我还要小的小张；还有一个女同学叫于辉。我们这四个人就经常在一起，读完书之后去讨论问题还有就是大家对对笔记。

杨：按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做团队学习或团组学习。实际上，在你们那个时代，你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就搞 group study了。这可能跟你们当时一方面工作忙，另一方面大家记的笔记不可能完全，大家坐在一起对一对，自觉地形成了团组学习或团队学习。这对现在的学生有很大的启发。站在您回忆的角度当时您的班级同学交往中，是不是对您产生过一些影响，您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朱：记忆最深的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葛文耀，他真的就是我们班里非常优秀的一个同学。那时尽管他还没有上海家化的这个舞台，但是已经展现出他在同学中的影响力，就觉得他行。有机会碰头的时，大家都会到他那里去请教问题。他对我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之后他成功了，成为企业家以后，我在纺织行业当一把手的时候，我还带了我们所有的中层干部到他那里取经，而且公开打出一个旗号，就是向葛文耀学习，学习家化，学习葛文耀的企业家精神。我记得我的那本书里还有一段，是专门关于学习葛文耀的一段文字。就是《我们一起走过》这本书，这里面有一段是专门叙述我怎么组织向葛文耀学习的。葛文耀当时就展现出他的领导才华，我觉得当时文耀就是比我强多了，非常强的一个领导，这绝对不是我的谦虚。时间证明，他做得那么好，绝对不是偶然的事。

杨：实际上是共同成长，请具体谈一谈葛文耀先生在班级里面成为一个中心，对其他同学会产生哪些影响，尤其是在学习与后来的职业发展过程中。

朱：说不出具体的。如果说有一个所谓的群众领袖的话，我觉得在当时的同学当中，至少文耀应该说是这当中的一个。他不是班长，就是一个学员、一个同学，但大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团结在他周围，这种感觉是有的。

杨：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思想会感染大家，影响大家向着一个理想目标去追求，这确实很重要。在学校的学习期间，学习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有没有几件事让您印象非常深？就是在学习期间，包括对学校的环境、同学的交往，您印象最深的事有哪些？

朱：讲心里话，当时是在北京中路的那个学校里去读的，没有一个基本的学校环境。因为借的那个学校，就是我们自己班在那里上上课，没有一种校园的氛围，就是每天到时候赶到那个地方去上课。这可能就是那时候的学习环境。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在那个教学点上，现在回忆起来，玩嘛，最多也就是几个同学经常到女同学于辉的家里，她家离那个学校比较近，经常会跑到她家里去吃一点东西什么的，有这个印象。

2. 职业生涯:理论知识的实践

杨：关于事业发展方面，我们想请教朱老几个问题。您的整个工作经历，如果让您来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划分为哪几个主要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

朱：我现在仔细想想，你说的要区分阶段的话，几乎没有太多的中间阶段。1983年一毕业机会就来了。正好当时中央要求培养“四化”干部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专业化。当时“四化干部”，对学历教育、专业化、知识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我刚才讲了，我才有这个机会，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才会有那么大的感激之情，几乎是上海财经大学造就了我人生的道路。1983年开始，二纺机所有最优秀的人，因为读了“七二一大学”了，都已经从工人岗位变成了技术岗位了。他们就认为好像目标已经达到了，自觉再去读大学的，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因此，1983年的时候，二纺机来考察干部时，当时的情况来讲实际上符合“四化”标准的人很少。我只是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位，因此，才有幸被选到。不然的话，哪选得到我，连一个中层正职还不够格。因为当时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是没有正主任的副主任。就是考虑到不够格，只好担任副职来过渡，哪会选择到我的头上来呢！因此，我就觉得，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最大的感情分就在这个上面。到后来我当官，完全就是上海财经大学造就的。如果从事业分阶段来讲，到1983年一毕业，就是副厂长，接下去大概当了半年不到的副厂长，两位老厂长和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个常务副厂长，两个人双双被调到上级公司去当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了。冥冥中我就感觉到，好像成心要让出这个位置给我的。那时候，纺织机械工业集团公司在上海有多少大厂！二纺机算个，中纺机、七纺机、上印机，都是这些几千人的大厂，怎么会上级公司缺领导呢！照理论上来讲，总归是二纺机出一个正书记，中纺机出一个副书记，哪有一个二纺机，一共到后来就两个书记，正副书记全部都是二纺机的领导去担当。那个时候真的还没有什么不正之风，一点没这个因素，就是冥冥之中。一当厂长之后，正好改革已经到了企业改革这个阶段。二纺机又变成了试配套的改革试点单位，一下子二纺机就在全社会当中凸显出来了。试配套改革当时的主要思想就是放权，像人事权，像中层干部的聘任权，全部的人权全部企业自主，选拔中层干部就是你们厂部定的。因此，记得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中层干部，包括当时老资格的这些新上任的人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工厂的改革这些内容，就是市里要求、中央要求的这些，首先就在试配套改革试点的单位里面去落实。经营自主权、销售自主权什么东西的，包括那时候外贸出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探索。这确实为我们当时的这些厂长提供了展示才华的一个机会，一个舞台。而且后来又好玩了，市里面了推动企业改革，在我上台没多久，当时就是1983到1984年，开了一个全市企业的改革大会，我居然就被他们选中了到这个大会上去做交流发言。结果在那次会上，好像是朱宗葆市长还是副市长，他在谈话中还提到了，作为一个案例提出来了。意思就是讲，二纺机老厂长离开，调到上级部门去了，一个年轻的年仅36岁的副厂长挺上来了，而且竞技状态良好。这么一来嘛，还有一段评价，当时我记得就惊动了当时纺织局的领导。当时纺织局真的就是上海最大的一个局了，55万产业工人，466个工厂，真的是上海举足轻重的一个大的工业部门。

杨：在当时计划经济的背景之下，上海的轻工业占中国的半壁江山。

朱：是的，还有就是叫一黑一白嘛，白的就是纺织，黑的就是钢铁。当时在上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系统。那时竟然惊动了我们的局党委书记靳书记，他是山东人。当时他一听，纺织系统居然会有一个代表跑到全市的大会上去发言了。因此，靳书记很兴奋，就提出来要到我们厂里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人是何方神圣。上午来的，吃完中饭下午走的。后来他的办公室主任，也是纺织局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后来就整整跟我搭档了19年。她叫倪志华，是一个女同志，比我长两岁。她后来告诉我，一上车靳书记就很兴奋，他当时就说了，看准了我，后来似乎就开始了调动我的这个进程。两年都没到，年底刚刚宣布正厂长，因为我是1983年当副厂长，然后两位老同志走掉以后，他们也没有让我当正厂长，就是主持工作的副厂长，结果就主持了那么长时间。到1985年底的时候，才刚刚宣布我当正厂长。而且在这个同时，市里和局里已经明确了，让我去担任局党委书记助理，就开始调动我。记得当时调我这样一个过程，这不是假的，刚刚当厂长当出点味儿，要到局里去干嘛。因此，当时就坚持不肯去，结果当时磨蹭了三四个月，到后来才去的。后来他们就讲匡宇啊，你发嗲发得也差不多了。到后来就去了，去了之后就担任局党委书记助理。8个月之后，就担任了局党委副书记。我记得那时候，两个当时在上海还算小有名气的，我和朱晓明，小明他当时是针织二十厂的厂长，他去做局长助理，我去当书记助理，结果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调上去的。后来，他就当副局长，我就当副书记，那是8个月以后的事情。但还是在1985年的时候，就当副书记了，副书记当了7年，到1992年的时候，老靳退了，老同志退下来了。我就去接替，担任了局党委书记。因此，基本上从阶段上来讲，到1992年应该可以算一个阶段。因为那时是当副职的。厂长这段经历嘛，你说真的一闪就过去了，这算厂长的这一段经历，还是二纺机的。然后，一段经历就是当副职，就是在工业局当副书记。然后1992年当正书记，一当就是整整12年。到2004年，调到宣传部去又当助手。如果分阶段的话，我觉得二纺机厂长这一段算一小段，然后副书记算一段，然后正书记一段。正书记和那个改制成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应该说是一回事情，完全企业化了。到后来自己回忆起来，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到后来嘛，局长就变成了总经理。我就是从局党委书记助理、局党委书记，变成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应该讲从权力的集中度来看，应该更高一点了。

杨：如果把您的职业生涯分成上述您说的几个阶段，请您简单地概括下，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您有什么感悟？

朱：第一阶段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应该说是对管理经验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实践时期。那时候真的是，当厂长以后所有的这些事情，事无巨细都是需要你去思考和决策的。因此，我觉得那段时期，感觉是最好的一种状况。因为那时候，领导评价我说，所谓竞技状态良好。真的是有一股干不完的劲头。因此，那时候二纺机我在的那一段时间，应该来讲，在企业界是搞得比较好的。紧跟着，当然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选择我的接班人，就是王冠重。应该说在上海，他比我的名气还要大。王冠重是我那时候“七二一大学”的一个老师，是设计科的，当时还不是科长，后来他就担任厂长。王冠重他当过厂长、副厂长，到后来我走的时候，选择王冠重接班。王冠重王老师他结巴得很厉害，但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时在我们这些学生当中，他真的也是深孚众望，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后来他当厂长以后，实比我当得更好，二纺机最好的时候，也是王冠重当厂长的时候。因此，这个阶段我觉得完全是独立思考，也是可以讲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比较全面应用的一个阶段。在那时候完全就是靠着初步的这些积累，完成了我这一段的任期。第二段就是去当副职，当副职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些管理理念，应该说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很大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怎样去当一个副职，怎么去全局思考问题。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干部怎么正确树立全局利益的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当副职也好，当正职也好，总体上就是一定要站高一步看问题。因此，站高一步看问题是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理念，也是我蛮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要觉得你现在地位有多低多高，总归站高一步去思考是没错的。因此，宏观思路的形成，就是我的一个重要体会。当然第三阶段，就是正职12年的，更是体现了自己这些思维方法、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形成。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什么事情你怎么去想。刚才在场上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到空嫂这个案例。对于当时纺织要分流36万人来讲，真的是不小的数字。但是，到最后空嫂这样一个事件引发这么大的一个“空嫂旋风”，是与管理理念的正确有关系的。

杨：空嫂这个案例，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杠杆效应。就是等于说，撬动起来了，这是一个杠杆的效应。

朱：是的。别看只有这14个人。它产生的两个效果，真的是对我们纺织企业极其有利的。

杨：一个物理学家讲，你给我一个杠杆，我就可以撬动地球。五十多万人的失业压力是很大的，结果空嫂这个案例用好了，那就相当于是一个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把一个看似解决不了的问题解决了。

朱：真的是这样。到后来空嫂事件之后，记得当时浦东开发，成立一个区域性的巴士公司，又指名道姓招纺织女工。空嫂之后，巴嫂又出来了。正好后来就是地铁，当时还没有营运，因此，当时地铁营运首批招收的200多个员工，就全部是纺织女工去，地嫂又有了。当时，正好还有一个寻呼台，寻呼台接线的要多少人，又指名道姓招纺织女工。好，呼嫂又有了。再加上1995年的时候，一大批超市在上海落地，商嫂又有了。因此，当时就知道什么嫂什么嫂就是纺织工人去。因此，确实是，它的撬动效应在那里，我刚才讲空嫂效应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一家一户的调整转换成全社会参与调整的一个过程。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贡献。空嫂事件也确实解决了当时的一个人才观问题。当时觉得你们纺织工人能做什么？除了手脚快一点之外还有啥好做的。实际上经过培训之后，人力资源是完全可以再开发的。你看到后来，18个空嫂真的争气啊！一直到后来退休了以后，这18个空嫂确实都是上海航空公司很大的一个亮点，这是非常非常争气的。后来不是有一个吴尔愉吗？搞了一个她的“服务法”。你看她对孩子要像母亲一般的微笑，在什么时候要镇定地笑，什么时候要怎么笑？她都用笑来对，这些空嫂真的很了不起。因此我就觉得这一段，我自己一生要去总结的话，我就觉得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磨练，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要去磨练的。到后来你磨练好了以后，的是受益无穷。你看我记得当时，还有蛮重大的一个案例，就是1996～199年的时候，上海开始搞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就是要向区里放权，我想区里放权跟我们这些搞企业的有什么关系啊？我居然可以找到和我自己工作的关联点。当时我给黄菊写了一封信，我讲38年前也就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社区支持工业，当时不是一大批家庭妇女都到工厂来当工人。我说38年之后工业要回馈社区。当时到1996到1997年的时候，纺织的下岗分流是大势所趋了，一点没办法。我觉得我们工人到社区去，我们这些干部都是经过党长期培养的干部，到社区去加强社区建设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市里面也说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一个最大难点，就是社区政府管理的力量太薄弱。我想我这里有一大批这么好的干部，到社区去是最好的。当时我的心里就想，38年前社区支持工业，38年之后工业要回馈社区。因此，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动作，就叫我们劳动部门把我们所有的这些需要下岗的干部按照社区来的花名册，不是按什么工厂所在地，按照他们居住地列花名册，然后把这个花名册一份一份地送到各个区长手里。你们不是要加强社区建设吗？你们不是要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吗？我这里有一大批干部随你挑随你选。那封信送到黄菊书记后，他一听真的有道理啊。一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各系统之间的连接倒是不如当年了。

杨：这就是说，当时您有了一个系统论的想法。

朱：对，是一个系统论的思想。记得当时市里面就表态，要我到他们那里一个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大会上去做一个发言，表示我这里有一大批干部随你们挑随你们选。然后市里就定下来，在卢湾区搞试点，名称就叫纺织干部进社区。我还去参加了他们当时一个应聘招聘大会。后来我到宣传部去了之后，正好是创文明社区文明小区，一天到晚跑到社区去，真的几乎都有这样一幕，到了一个社区去，都有这么一批人，走上来说，“你认识我吗？我是二十八棉的我是三十七棉的，我就是当时纺织干部进社区的时候，到社区来当干部的。” 我记得空嫂可以统计出来有五万多个人，但确实我后来到了文明办之后才知道，实际上社区吸纳了我们一大批纺织干部去当居委会主任，去当居委会书记，甚至还有好多人当了街道主任这些职位了，都变成公务员了。

杨：朱老，可能除了在您做工业系统主要领导的时候，您的几手漂亮的活干的，正好奠定了您将来从政的基础，把您提拔到我们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这个层面可能有这个关系。尤其是您刚才讲的，您解决了上海当时几个棘手的问题。比如像用系统论的思维，解决了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可能包括您这个社区怎么和工厂联动，可能都奠定了您从政的基础。

朱：到后来我真的想象不到这种带动效应有多大。这些当年下岗的干部，后来大面积的职工都下岗了，因此，后来到社区到底去了多少人？我根本都不知道。一个人当社区主任去了，或者居委会主任到后来正好有用人之际，他马上就想到他原来的小兄弟小姐妹，到后来肯定去了不少。这我觉得这也是上海当时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件事情。这种系统化地去解决城市一部分行业调整分流到另一部分需要发展的行业中去，这个当中后面我不知道是否讲清楚了没，到底后来又做了没有？但至少上海调整得那么成功，这方面应该又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杨：所以实际上，朱老在您的这个管理过程中您把两个最现代化的最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了。我跟您交流的时候我就想到，您早就用了这样一个理念。对一个社会复杂系统，两个前沿理论：一个就是系统论，一个是运筹学。有了系统论，你还要运筹啊！您把那系统的思维直接在运筹过程中把它结合得很好。

杨：那么，朱老，您在从政的这个阶段过程有什么感悟呢？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考公务员也会走上仕途，走上行政管理部门这些岗位，您的从政经历这些感悟，对我们的校友都很有启示，能不能谈一谈？

朱：这倒是跟我上课的时候，我自己最后感悟的一样。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感受到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觉得选择真的是很重要，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在工作，但一定要注重选择。我觉得人生应该是历经选择的结果，而历经选择的人生应该是无憾的人生。我选择过了，最后无论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你运气的事情，是其他因素的事情，至少你是主动选择了。

杨：朱老，这一点我能不能这样说，学经济管理的，本来这个学问首先就要解决选择问题。您恰恰把过去您学的东西，在您的职业生涯里面把他悟透了，消化透了。因为本来经济学管理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机会成本。如果从成本的角度，你面对任何事物，你都要看到它有机会成本，你选择了这个就要丢弃那个。所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分析首先强调的就是选择，能不能这样说，这就跟我们的专业关联起来了。

朱：今天你给我讲的，我今后在讲课中还可以升华。把管理学之中的一些基础的理念，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实践化。系统论到底怎么去思考？思考的结果到底应该去怎么做？就像刚才讲的，纺织干部到社区去，就是一个系统理论。你说那个杠杆撬动的理论，就是运筹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别看空嫂才招14个人，但到最后它的撬动效应，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这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杨：我们能不能说，把前面朱老您谈的，尽管在求学过程中，好像每门课都有用，每门课的印象都不深，但实际上它的一种潜移默化在您的具体工作里面，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些原理。我们能不能这样说，您强调的选择，就是管理学里面与经济学分析里面重要的一个前置性的问题，但是在您的具体的工作体悟中有所运用。

朱：第一，我刚才讲的，一定要实现做人做事的完美统一。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生当中，蛮成功的一条。就是坚持这一条，坚持做人做事要统一。别以为你在做事情，实际上你是在做人。怎么做一个好人，做好一个人，真的值得你一辈子去修炼。我自己感觉到就这一条，包括处理好人际关系，你今天感觉到大家能够认可你，这绝对都是做人的结果，不是做事的结果。因此，管理学讲得是领导力。什么叫领导力？领导力有三条最显著的特征：第一条，它不是行政或法律赋予你的权利。第二，领导力。它是一种影响他人的能力，他是领导者追随者与所处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第三，就是领导力的来源，动力就是你的品格和素质，你的核心价值观，你做人做事完美统一的状况，这就是领导力。因此，要提升领导力，还得从自身做起，不断来修炼自己的品格和素质，来不断实现自己做人做事的完美统一，这就是我大致上讲人生体悟的话，我觉得这两条是蛮重要的。

杨：您讲得太好了，对我们的校友，对我们的学生很有启发。

朱：现在你说新形势下，你怎么干？就是要选对方向，选对路径，选对方法，选对措施。真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一定要赢在事业的起跑线上，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努力做的事情。

3. 经验分享：大学应当沉淀

杨：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朱老。大学这样一个特定的阶段，您觉得最应该为未来的事业和人生寄予什么？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给现在的学生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朱：一个人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沉淀的过程。因此，学生时代，你当时意识不到，你经历的路程到底是什么，但是至少从沉淀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那你这个时候沉淀，比较扎实，你到未来的事业当中，就像我讲的人生际遇是不可测的，不知道的。但是，你沉淀下来的东西，总归是你的东西。你的每一段经历每一段阅历，实际上到最后沉淀下来的是谁都夺不走的一份财富。因此，我觉得要沉淀，这个观点是不是可以放在这个方面去思考。

杨：因为现在在校生，如果说的夸张点，也可能有点过度了，叫做浮躁。就是现在的孩子，他在学习的时候，他更多关注了社会。所以呢，显得很浮躁，或者说他有点急功近利，功利心很强。不注重各种各样的沉淀。按照朱老您所讲的，实际上在大学期间可能是不是要沉淀一些知识，沉淀一些理念，沉淀一些理想，把人生未来的发展，把这些元素在大学期间，尽可能把它沉淀得厚重一些，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现在有一个趋向，就是年轻的学子们，他比较浮躁，甚至说呢，他目的性太强。比如说，对找工作有用的我才去学，对找工作没用的，甚至再好的书，再好的一些活动我可以不参加。如今的大学生都有这样的一个取向。

朱：实际上，当你机遇来的时候，你能够干得很好，这就是知识的作用的过程。你没有这个机遇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用途，但是一旦机遇来的时候，你能够把握住机遇，并且能够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好。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到最后成功的原因。谁知道哪会有今天，但是他的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到了他拥有这些机会的时候，他就能干得最好。这就是知识和机遇的关系。那么，你说今天我们读的东西，都去当官，都像我这样有这么多的用武之地，这也不太现实。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你一定会干得很好。我至少感觉到我自己还对得起这个学校，我当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官，我自己现在应该说，感觉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自己做的还是自己，觉得无愧于我心的这种状况，我是做到了。这不得不说，跟这份沉淀有直接的关系。

杨：通过朱老您的“沉淀”这个用语，也让我想到了一个成语“无用之大用”，知识，你看眼前它是没用的，但它是无用之大用。一旦机遇来临了，你的知识就有用了，那是大用啊！

朱：你刚总结的管理理念上的这些话语，实际上就是我所持的角度。讲到管理上面，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4. 前景展望：研判未来趋势

杨：朱老，您对上海财经大学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和建议？

朱：实际上对我来讲，是最没有底气来讲这一块的。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既没有很好的校舍，又没有很好的读书环境。到最后你看，实践上证明，居然也就造就了这么一批学有所用的人才。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期，就是打基础的时候，真的从积累的角度上，从沉淀的角度上，能够多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示。只要给他们在这个时期一种很好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觉得这就是最最重要的。因此，我有一句话总结，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往往决定了他的人生格局。因此，思维方法对，很多处理事情就对了。现在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思维方式上，当然跟我们这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对比，像我女儿她们那个思维方式，我这些老套套她也未必要听。因此，在这个时期，在学校无非就在这方面，从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三个角度上面去做一些文章，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另外，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学校要跟学生讲的。这当然也牵涉到一个思维方法、思想观念的问题。现在科学技术颠覆性真的是很大。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多少知识的含量，颠覆的概念也就没有了。现在，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啊！那个柯达的覆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这么一个全球的老大，最后破产了，原因在哪里呀！就是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问题。怎么都想象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数码技术会给这个行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到现在，就垮掉了。另外，现在跟上的企业，像诺基亚也是一个老牌企业，到最后在品牌的打造上没有及时跟进，现在诺基亚也垮台了。因此，我觉得，现在就是对未来趋势的研判，学校要有前瞻性。在这个方面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给学生们一些启示，你们面对今后的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因此，你们现在学电脑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不是学不学的问题，而是你们今后吃饭的家什。这不像我们这些人，到了这个时候说，算了不再那个了。这些学生们对新的科学技术的把握，学校一定要在引领上有前瞻性。对他们这些知识的灌输，要给他们足够的能力。我刚才讲的那段话，就是对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要大力发展宽带，要提升宽带的速率，要大力发展物流快递。这些都是新技术带来的新情况，不然的话，未来的实体经济，整个国家的发展还是要靠实体经济支撑的呀！但实体经济现在确实也面临大的挑战。因此，我就觉得要有预示性，即要预见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演变可能出现的状况。对这些方面的预测，学校在这方面一定要多下功夫。你既然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最具潜力，或者说最资深的一个学校，在这方面一定要有足够的科研力量，去投入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判断上。这种判断，现在觉得好像没用的。但是，在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研判上，我觉得学校今后应该承担使命。

杨：朱老刚才您的一番话，将来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一定会对学校领导有很多的启发。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智库的层面，不只是要建智库了，要做超智库研究，就是要超越现实平面问题的研究。这个产业有问题了，你拿出一个方案来，这叫智库。朱老您刚才的一番话，说明了我们要超越智库，加强对未来的研究，对未来的预判研判。实际上，这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大张旗鼓投入大量经费进行的智库研究，已经远远不是智库的问题了，这太好了。

朱：智库当然要的，但是真的要有些超前的研究。这种超前的研究，我觉得学校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学校有这个条件。

杨：劳累朱老您了，非常感谢！辛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