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十印记·我的上财故事|吴达奎校友 百岁回眸（摘录）

【人物简介】

我今年才96，虚岁也只有97岁，离百岁还有好几年，现在就写百岁故事是否早了一些？我想是正当时，因为一生事情绝大部分已经经历，后几年可能没有什么大事可写，如有，随时补充也可，而且年事已高，趁现在头脑还比较清醒，记忆尚可，正是写作好时候，不要等几年糊涂了，想写也写不成了。

我的名字叫吴达奎，“奎”本来是四川省夔州府的“夔”。我参军以后，因为“夔”字笔画比较多，就被同志们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奎”，所以叫吴达奎。我出生在四川夔州府，后来改成重庆市奉节县（今奉节市）。我出生后，因为父亲工作变动，我们就回到常州了。1936年，我六岁，开始在崇祯小学读书。

1937年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家逃难到常州西南的夏溪镇的乡下住了一年多。回来后就进了觅渡桥小学，也叫冠英小学堂，从二年级读到小学毕业，也就是从1938年到1943年。然后在常州市正衡中学读初中，到1946年。1946年，我考入江苏省立常州高级中学读高中。省常中是瞿秋白和恽代英的母校。瞿秋白作为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曾经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上确定了武装斗争的策略，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后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起义。恽代英也是中央政府的委员，这两位先烈都是因为被捕后被叛徒出卖，坚贞不屈被反动派杀害了。所以我们常中的学子都要很好地纪念他们、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那么我学习到最后、最轰轰烈烈的，就是在上海财经学院参加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                              

1949年7月，高中毕业以后，我有些彷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等了一段时间，看到上海八所大学联合招生的消息，我就想去考一下，并且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后来，看到报上登出来，我被国立上海商学院录取了。

幸运的是，学校说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凭当地区政府证明免学杂费，还可申请领取助学金，解决吃饭问题。我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去家乡区政府开证明，因为区政府与我家同在马园巷，对我家的情况是了解的，开证明很顺利。开了证明，二哥给了我10万元旧币（币制改革后等于10元），我就急匆匆赶到上海办手续，我被分配在国立上海商学院合作系。此时我只要有书读，学杂费、吃饭费用能解决就心满意足了。

我在国立上海商学院读完一年级时，学校改名叫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了。到了我大学二年级抗美援朝开始了。1950年10月学校停课，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那时我们学校只有四百多名同学，各个系和班级都把教室里的椅子搬到操场上，围了一圈一圈的座位。坐下以后就学习文件、报告，讨论怎么看，这个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报告是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的领导，比如宣传部长石西民，还有虹口区委的领导做的。另外还有留学美国的一些教授做的报告，讲他们在美国怎么受到美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欺凌歧视，使人感觉到很气愤。特别是美军在北京强暴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沈崇，一说一讲以后大家都非常反感美军暴行，非常痛恨美国。因为当时社会上对美国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总认为美国富强，军队武力也很强，好像有一种恐美思想，还有一种就是羡慕美国的思想。经过学习以后，大家对美国增加了仇恨心理，另外也感觉美国不可怕。实际上那个时候没有明确提纸老虎，但已经有了一种纸老虎的印象，就是说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不可怕的，是可以打败的。

1951年1月 吴达奎（站立者右一）与同学在校门口留影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学习，大家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情绪很高。后来上海市委也组织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在上海的大舞台组织了全上海市的几千名学生，大学、中学的学生开大会，作报告，唱革命歌曲，也是很鼓舞人心的。到了11月就报名参加军干校，叫参干。结果大家都报名了，我们学校四百多个学生都报名了，报名以后就等批准。后来到12月已经透出消息，基本上参加军干校的名单差不多已经定了。1951年1月初的时候，就宣布了参军名单。我是早已经知道我被批准了的，因为我是1950年11月入团的，那个时候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本来预备期是三个月，但12月份就给我提前转正了。转正的过程组织上也有所透露，参军基本上要批准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报名参军了。家里几位哥哥都同意，说挺好的，小弟还挺爱国，结果我老母亲不同意。因为她是四十二岁生下的我，我是小儿子，她特别宝贝，她就不同意。我哥哥来信告诉我，说别人都同意，就娘不同意，常州人称母亲叫娘的。后来我想怎么办呢？我老娘对我确实是恩重如山。想了想，我还是要劝她同意我参军。于是，我写了一封三张纸的长信，给母亲从各方面说明道理，从国家、大学到我本身，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能够认识一些事情，能够处理好一些事情，希望母亲不要担心，同意我参军。这封信寄回去以后，让二哥读给母亲听。后来家里来信说母亲终于同意我参军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能深明大义支持我，我挺高兴。可以说，参军决定了我一生的发展。  

后来，学校就宣布了参军的名单，有五十四名同学批准参军参干，校园马上就沸腾了，搞欢送、拍照，写一些欢送的话。参军的大都是男同学，女同学只有两三个。女同学给男同学缝被子洗衣服，忙活了好几天。完了以后开欢送会，搞得非常热闹，情绪也挺高。后来就确定1月9号出发到部队。9号那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了，收拾行李打背包。然后吃早饭，早饭之后开大会，不光我们上海商学院的参军同志参加，虹口区参军的也来参加了，区委书记讲话，给大家发参军的纪念章，然后就出发了。行李用汽车拉去，人步行往北站，因为中州路离北站也不是太远，全校师生都到门口去欢送，情绪非常热烈。在门口敲锣打鼓撒花，非常热闹，也使我们很受感动。沿着武进路往南走，到了宝山路的暨南大学。我们在暨南大学休息了一会儿，每人发一个点心盒，里头有面包、蛋糕、牛肉、鸡蛋，还有水果。这一盒东西现在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有这样丰盛的午餐，大家心里非常高兴，感受到国家对我们、上海人民对我们非常关心，非常热爱。然后接着往北站进发，到了北站，发现人山人海，都是参军同学的家长、单位领导什么的来欢送，情绪非常热烈，所以那时候参军的热潮是很感动人的。

1951年1月 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欢送参干同学

这个中间还有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一个女同学，叫高威娃，她是原来被批准参军的，结果临走前一天，就告诉她不同意她参军了，为什么呢？因为女兵的数字是有限的，不批准她走，她伤心的不得了，大哭一场。还有一个男同学，他家里头不让他出来。结果我们到了火车站在等火车开车的时候，他跑来了。说家里人不让我来，我爬窗跑出来的，连毛巾、肥皂、牙膏、牙刷都没有。我们说不要紧，我们都有，都分给你，结果他就跟我们一起参军了。他名字我一下子记不起来了，后来他跟我们一块到杭州入伍了。所以当时参军的情绪非常高，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上车以后等到两点车子开了，到杭州的临平下车，空军预科学校来车子接我们，我们就入伍了。这就是我参军之前的情况。